成本上涨药企为难 特效救命药短缺或消失现象明显

中国报告网相关行业报告参考《2017-2022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产业发展态势及十三五运行态势预测报告》

　　近几年，廉价“特效药”短缺现象频频发生，尤其在基层医院，廉价“特效药”短缺或消失的现象更为明显，这已成为医生和患者都不愿看到却又无能为力的事。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丽水市中医院院长雷后兴在提案中建议，廉价“特效药”必须保障可持续供给，这需要国家完善“特效药”运作机制，也需要提升对药品生产、使用和储备的管理。

　　一直以来，廉价“特效药”短缺甚至逐渐消失已成为医生和患者们不愿看到却又无能为力的事情。今年全国两会上，廉价“特效药”短缺、消失的问题再次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在新一轮医改中，国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初衷本是为保障居民基本用药的经济、公平、可及，降低患者医疗成本。但是到2015年底，我国500多种国家基本药物中已有340余种出现短缺或消失。”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丽水市中医院院长雷后兴就如何保障廉价“特效药”的可持续供应提出了建议。

　　廉价药如何“消失”的

　　雷后兴在提案中指出，近几年廉价“特效药”短缺现象频频发生——2011年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出现全国性紧缺；2012年治疗心脏衰竭的抢救用药“西地兰注射液”短缺；2013年治疗甲亢的“他巴唑”断货；2015年心外科用药“地高辛片”也出现断供。尤其在基层医院，廉价“特效药”短缺或消失的现象更为明显，基层医院药物比重以使用基本药物为主，而这些基本药物是没有药品加成的。

　　雷后兴认为，基层医院主要以基本药物为主造成两难局面：一方面，一旦药品被列入基本药物目录，意味着利润被压缩，药企唯恐避之不及；另一方面，基层卫生机构却只能从固定的平台、指定的药企购买药品，否则政府不让报销，这导致基层卫生机构失去了议价能力，增加了供销商的主动权。再者，有些药品本身在基层医院的需求量就不大，因为不盈利所以有些基层医院索性不进货，如此一来，便导致廉价药快速消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流通领域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这些廉价药的价格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变，对于患者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随着物价上涨，生产成本早已提高了很多倍，“不管怎么算都是亏本了，企业当然不愿意生产。”

　　而经记者进一步采访了解到，由于利润微薄甚至亏损，这些廉价“特效药”最后往往面临两种局面，一种是企业会以原材料短缺或GMP改造（生产厂家针对新版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对厂房设施设备、实验室仓库等的一些软件硬件的相应的升级改造）等理由，减少这些廉价“特效药”的生产供应，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廉价“特效药”短缺，让患者“一药难求”。但是如果缺货影响很大，也会有政府部门出面要求制药企业生产这些药品。另外一种是企业会通过证明这些廉价“特效药”在临床上存在问题，并生产新的药品来替代这些廉价“特效药”，而这些新药的价格则是廉价“特效药”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但实际上，这些新研发的药品在有效成分上可能并没有改变，改变的仅仅是给药方式或者剂型。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能全怪企业，企业也不是慈善家，很多药的价格都是十几年前的价格了，且不说原材料价格涨了，水电、员工工资等等也都在涨价。成本提上来价格没变，也没有补贴，对企业来说就是亏本的生意，因此企业不愿意生产也正常。”上述医药流通领域人士说道。

　　据有关报道，以60片装的前列康普乐安片为例，几十年来其价格一直保持在十几元钱，但在这期间原料成本涨了78倍，人工成本也涨了十几倍到几十倍。因此，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认为，造成药品短缺的成因复杂，除了原料供应和生产方面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价格。部分药品价格低廉、利润微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要求驱使企业减产或停产此类药品，造成一些经典廉价药品退出市场。

　　也有人认为，廉价“特效药”的消失并非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从事医药研发工作的陈先生此前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一些经典的廉价药的消失，是因为疗效不能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或是由于存在严重的副作用，才会被其他新研发的药品取代。

　　应建立廉价药储备制度

　　廉价“特效药”短缺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由于供不应求，使得部分廉价“救命药”开始在一些灰色渠道售卖。

　　为了解具体情况，中国商报记者加入了一个药品咨询的QQ群，一位名为“健康使者”的网友告诉记者，“自己有一些门路，手头上有大量国外治疗肿瘤的原研药和市面上断货的廉价药”。当记者询问价格时，这位网友告诉记者，价格根据购买数量不同分多个档位的价格，“会比标价稍微高一点，质量肯定没有问题。”而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不同药品的具体价格时，该网友没有回答。

　　那么，是否适当提高廉价“特效药”的价格，使之回归合理水平，就能够解决短缺问题呢？事实上早在2014年，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的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发改委首次取消了283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在此之后，常见的廉价药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涨价，但廉价“特效药”仍旧很难买到。

　　有业内人士表示，即使是取消廉价“特效药”的价格上限，药品招标采购也使得企业不得不压低报价取得竞争优势，对于企业而言，很难做到直接做到将廉价“特效药”的价格大幅上调。而即使是国家允许将廉价“特效药”的价格适度上调，也会有一部分疗效不佳的廉价药，混在其中“搭顺风车”涨价。

　　那么，是不是廉价药问题至此无解了呢？

　　“建立廉价药国家储备库或能破解难题”。雷后兴在提案中建议，廉价“特效药”必须保障可持续供给，这需要国家完善“特效药”运作机制，也需要提升对药品生产、使用和储备的管理。

　　定点储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廉价“特效药”短缺的问题。2016年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定点储备制度，建立了35家药品经营企业监测哨点，并在省内遴选15家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短缺药品监测点。同时遴选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这3家覆盖、配送能力强的经营企业为江苏新一轮短缺药品承储企业。王咏红表示，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应建立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将临床必需、生产企业少、短缺后影响大的药品纳入重点监控目录，对此类药品实行生产情况动态监控及停产备案制度，计划性做好货源储备，保障停产后供应衔接。对用量小、临床必需、供应短缺的药品，可通过招标方式交给有能力的企业开展集中生产，并在纳税等方面提供政策优惠。

　　尽管“有形之手”调控，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低价药品，尤其是部分价格低廉、用量少、难以被替代的廉价药品供应仍然不及时甚至断供。“建议国家卫计委确定拟招标廉价药品目录，查找各廉价药品上年度生产量排前两位的生产厂家，依托该厂家所在省份开展相应廉价药品的全国定点招标生产采购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