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及特征
截止到２０１６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起始初创阶段、广泛探索阶段、全面发展阶段和质量提升阶段。各阶段有其特定的发展背景、历史任务和典型特征，充分印证了各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脉络和内在规律，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一）起始初创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
发展背景：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力度同样空前，改革前只有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才能创设高等院校，改革后权力下放，省属城市可以举办高等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应运而生。
历史任务：高等职业教育的产生实现了高等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开始深入谋划高等职业教育的设立使命、功能作用和人才培养定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特征：基础条件———办学规模较小，教学设备设施不完善，教学资源有限。院校来源———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等。院校数量———从无到有，截至１９８５年，共有１２７所高职类院校①。改革政策———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机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二）广泛探索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
发展背景：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取得成效，高等职业院校数量初步形成规模，短期职业大学是主力军，达到总数量的９０%，普通专科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共同发展，各项教育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向前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撑。
历史任务：高等职业教育产生以后，本着边生存、边发展的原则，逐步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发展道路和未来方向。
特征：基础条件———办学规模逐步扩大，教学设备设施得到改善，教学资源逐渐丰富。院校来源 ———职业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补充重点中职校升格或者中职校举办高职班。院校数量———进一步增加，短期职业大学成为主力军，截至１９９４年，高职院校数量达到４５３所②。改革政策———逐步把高职教育纳入对我国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的总体框架，国家教委出台《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
（三）全面发展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发展背景：匹配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迅猛，作为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学历和高端技能的双重需求。
历史任务：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发展壮大，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成为教育领域对接区域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教育形式，探索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
特征：基础条件———发展速度惊人，教学条件、师资力量、院校规模已经达到新的高度，招生数量已经接近本科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院校来源———延续“三改一补”政策，新设高职院校也占一定比例。院校数量———发展速度迅猛，数量急剧增加，此阶段院校数量扩大一倍，截止到２００５年，院校数量达到１０９１所。改革政策———密集出台，《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明确地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确认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召开全国第一次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强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非常必要而且紧迫，高等职业教育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四）质量提升阶段（２００６年至今）
发展背景：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型，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在高等职业教育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成为必然选择，深化内涵、提升质量成为发展方向。
历史任务：探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奠定职业教育作为类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路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和体制机制创新是此阶段的重要任务。
特征：基础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尤其是２００所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在办学条件、教学资源、师资力量和体制机制方面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向前发展。院校来源———重点中职校整合以及新设。院校数量 ———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２０１５年，院校数量达到１３４１所。改革政策———注重内涵发展，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教育部发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全方位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二、国外职业教育典型发展特征
（一）英国———完善的国家职业资格体系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德国适龄青年近三分之二的人均接受的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德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职业教育在德国属于义务教育。１９６９年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正式确立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同时采用“双元制”办学模式，即职业教育由教育企业⑤与职业学校共同承担，学习者三分之二的时间以学徒的身份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下进行专业实践培训，而三分之一的时间以学生的身份在职业学校巩固与反思专业理论。两个学习场所各自拥有其独立的法律框架，其中企业这一元的法律基础是《联邦职业教育法》，而职业学校这一元则由各州自己的《学校法》做出相关法律规定。这两个法规相辅相成，达成一致目标，即培养生产服务第一线某一专业范围内的熟练技术工人。
“经济发展对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是职业教育立法的永恒动力。”⑥美国职业教育立法史，就是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史，也印证美国经济发展变化趋势，适时有效的立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１８世纪的《莫雷尔系列法案》初步建立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开始了工业化步伐，到１８６０年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哈奇法案》为推广农业科技提供经费，“开启了美国农业发展新阶段”；１８６０－１８９４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长四倍，从世界第四位跃居首位，产品占全世界三分之一。１９世纪末的《史密斯－休斯系列法案》确立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位，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超过德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工业化的要求使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史密斯－休斯法案》标志着美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１９１８年《斯密斯—希尔斯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军人提供培训，使他们重返就业市场；１９２０年《斯密斯—费斯法》为在工业事故中的残疾人员提供恢复就业能力的培训；１９２９年《乔治—瑞德法》为农业和家政教育增加拨款；１９３４年《乔法—艾兹尔法》为学校与企业主合办职业教育拨款等；战后《退伍军人就业法》《国防教育法》，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和效率。这些系列法案，都从不同方面促进了美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四）日本———多层次、多类型、开放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
日本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学校内的职业教育、企业内的职业训练和公共职业训练三部分。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后两年课程）、专门学校，这些学校相比大学低一层次，以大专学历为主。与大学同等级别的职业教育机构主要有技术科学大学、专业研究生院等机构，提供从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学历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架起了各类教育、各级学位之间的“立交桥”，提高了职业类学生的社会地位，促进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
（五）澳大利亚———紧密结合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形成了以ＴＡＦＥ学院为主要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创建了以行业参与为主导、以能力培养为基础的灵活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教育系统总体上可概括为三大部分：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继义务教育之后的一种教育与培训体系，主要提供初次就业培训、再就业培训以及提高现有的工作技能，为行业和企业提供不需要工作适应期的高技能劳动力，为学习者寻求就业、改善职业前景和进一步学习提供方便。职业教育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主要包括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ＴＡＦＥ）、私立教育机构、成人和社区教育机构、某些大学等等，其中以ＴＡＦＥ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是澳大利亚政府、行业与学校相结合的相对独立、多层次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实施机构，其办学宗旨是面向社会岗位需求，培养各级各类实用型人才，着力提高从业人员胜任工作的技能，有效帮助劳动者就业转岗。ＴＡＦ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成功模式之一。
（六）启示
１．职业教育促进各国工业化的实现。职业教育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而不断发展，适应并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工业化的实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２．职业教育各阶段匹配各国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和该国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与之相匹配，而且呈现出由初等、中等向高等职业发展的特征。
３．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基本出现在该国工业化基本完成阶段。多个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４．职业教育与生产工具紧密相关。从蒸汽机的发明直到互联网的出现，生产工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５．职业教育发展与本国文化息息相关。不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特色各异，有立法高效、技能证书完备、人才培养模式优异、办学模式突出等不同特点，但最终目的都是通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发展趋势
通过中外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对比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必将在现代职教体系、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社会培训、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等方面重点发展。
（一）发展架构———现代职教体系初步建立
从发达国家职教体系建立的规律来看，通常该国职教体系建立的同时，也是其工业化完成的时段。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更高。２０１４年，国务院更是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构建我国现代职教体系的远景目标，将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衔接、互相融通，搭建起职普融通的立交桥，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种类型的教育，而不是“断路教育”，让各类人才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晋升通道，促进适应各类人才发展的教育体系。
（二）体制机制———集团化办学将成为主要方向
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办学体制是通过多种形式落实办学自主权，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成多元的办学主体，激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办学机制则是在院校运行过程中激发高职院校形成顺畅、良性、持续发展的规则。典型的体制机制包括理事会机制、董事会机制和职教集团机制，其中职教集团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职业教育集团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从摸索到逐步成长再到不断完善，它是通过集团化的运作方式，集合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四方优势，建立健全由政府相关部门予以主导、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进行指导、公司企业积极参与、职业类型的院校作为承接主体的办学运作形式，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教育综合体。⑩虽然职教集团发展过程中还有诸如政府统筹力度不强、集团法律地位有待明确、成员间管理体制协调等方面需要完善，但是职教集团综合平台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将是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人才培养———现代学徒制将不断深入
现代学徒制是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现代学徒制将办学主体学校与用人主体企业、教授知识的教师和传授技艺的师傅、学习的课堂和生产的岗位深度融合在一起，将传统学徒制中的技艺与现代教育中的知识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功能拓展———社会培训及服务将得到强化
职业教育是兼顾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两大职能的教育类型，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知识和技能更新速度日新月异，从学历教育中接受的知识和技能已经不能满足技术技能人才的持续发展，社会培训就成为知识和技能持续更新的重要渠道。构建技术技能人才终身培训体系，依据职业标准开展社会培训，是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把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４年全国职教大会上提出了社会培训的五大目标：一是培训对象广覆盖。把城乡全体劳动者全部纳入职业培训范围，基本消除劳动者无技能从业现象。二是培训类型多样化。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努力满足劳动者提升职业能力的差异化需求。三是培训等级多层次。完善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四是培训载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多方参与的大培训格局，动员各类优质资源向职业培训集聚。五是培训管理规范化。加强对培训的全方位监管，实现职业培训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五）交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进一步拓展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与之相配套的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模式必须建立。高等职业院校必须与 “走出去”的企业合作，配合“走出去”的企业培养 “一带一路”国家当地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企业在当地兴建的高铁、建筑工程、核电设施等建设和后期运行提供人才支撑，促进“走出去”的企业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国的高职院校与国外院校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到发达职业教育国家的交流培训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师资培训及学生培养都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向。
（六）教学改革———“互联网＋”现代化信息教学手段的运用将更加广泛
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正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改革必须紧紧抓住“互联网＋”这一历史机遇，借助“互联网＋” 现代化信息发展的平台作用，促进传统教育教学向互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方向发展。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应用的同时，职业教育必须从专业设置、课程改革、教学手段更新、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等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助力职业教育搭上“互联网＋”这班快车。
截止到２０１６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起始初创阶段、广泛探索阶段、全面发展阶段和质量提升阶段。各阶段有其特定的发展背景、历史任务和典型特征，充分印证了各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脉络和内在规律，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一）起始初创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
发展背景：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力度同样空前，改革前只有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才能创设高等院校，改革后权力下放，省属城市可以举办高等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应运而生。
历史任务：高等职业教育的产生实现了高等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开始深入谋划高等职业教育的设立使命、功能作用和人才培养定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特征：基础条件———办学规模较小，教学设备设施不完善，教学资源有限。院校来源———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等。院校数量———从无到有，截至１９８５年，共有１２７所高职类院校①。改革政策———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机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二）广泛探索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
发展背景：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取得成效，高等职业院校数量初步形成规模，短期职业大学是主力军，达到总数量的９０%，普通专科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共同发展，各项教育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向前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撑。
历史任务：高等职业教育产生以后，本着边生存、边发展的原则，逐步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发展道路和未来方向。
特征：基础条件———办学规模逐步扩大，教学设备设施得到改善，教学资源逐渐丰富。院校来源 ———职业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补充重点中职校升格或者中职校举办高职班。院校数量———进一步增加，短期职业大学成为主力军，截至１９９４年，高职院校数量达到４５３所②。改革政策———逐步把高职教育纳入对我国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的总体框架，国家教委出台《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
（三）全面发展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发展背景：匹配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迅猛，作为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学历和高端技能的双重需求。
历史任务：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发展壮大，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成为教育领域对接区域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教育形式，探索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
特征：基础条件———发展速度惊人，教学条件、师资力量、院校规模已经达到新的高度，招生数量已经接近本科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院校来源———延续“三改一补”政策，新设高职院校也占一定比例。院校数量———发展速度迅猛，数量急剧增加，此阶段院校数量扩大一倍，截止到２００５年，院校数量达到１０９１所。改革政策———密集出台，《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明确地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确认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召开全国第一次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强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非常必要而且紧迫，高等职业教育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四）质量提升阶段（２００６年至今）
发展背景：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型，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在高等职业教育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成为必然选择，深化内涵、提升质量成为发展方向。
历史任务：探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奠定职业教育作为类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路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和体制机制创新是此阶段的重要任务。
特征：基础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尤其是２００所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在办学条件、教学资源、师资力量和体制机制方面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向前发展。院校来源———重点中职校整合以及新设。院校数量 ———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２０１５年，院校数量达到１３４１所。改革政策———注重内涵发展，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教育部发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全方位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二、国外职业教育典型发展特征
（一）英国———完善的国家职业资格体系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英国现行的国家资格框架（ＮＱＦ）是在１９９７年ＱＣＡ五级资格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之后该框架先后经历了２０００年课程改革、２００４年八级框架调整和２００６年ＧＮＶＱ调整这三次较大变化。通过统一机构、推出证书、体系融通等举措，ＮＱＦ不断完善，显示出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性。学徒制是随着生产分工而产生，以传授生产技艺和技能为主要目的的一种职业教育形式，它的生产、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自发形式的学徒制、行会学徒制和以企业内岗位技能为基础的现代学徒制。以１９９３年为起点，英国政府开始了自中世纪行会学徒制没落后的新一轮现代学徒制改革。
（二）德国———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双元制”办学模式德国适龄青年近三分之二的人均接受的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德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职业教育在德国属于义务教育。１９６９年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正式确立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同时采用“双元制”办学模式，即职业教育由教育企业⑤与职业学校共同承担，学习者三分之二的时间以学徒的身份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下进行专业实践培训，而三分之一的时间以学生的身份在职业学校巩固与反思专业理论。两个学习场所各自拥有其独立的法律框架，其中企业这一元的法律基础是《联邦职业教育法》，而职业学校这一元则由各州自己的《学校法》做出相关法律规定。这两个法规相辅相成，达成一致目标，即培养生产服务第一线某一专业范围内的熟练技术工人。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2024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行业市场运营现状调查与投资方向评估分析报告》
（三）美国———发达而高效的职业教育立法“经济发展对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是职业教育立法的永恒动力。”⑥美国职业教育立法史，就是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史，也印证美国经济发展变化趋势，适时有效的立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１８世纪的《莫雷尔系列法案》初步建立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开始了工业化步伐，到１８６０年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哈奇法案》为推广农业科技提供经费，“开启了美国农业发展新阶段”；１８６０－１８９４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长四倍，从世界第四位跃居首位，产品占全世界三分之一。１９世纪末的《史密斯－休斯系列法案》确立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位，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超过德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工业化的要求使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史密斯－休斯法案》标志着美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１９１８年《斯密斯—希尔斯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军人提供培训，使他们重返就业市场；１９２０年《斯密斯—费斯法》为在工业事故中的残疾人员提供恢复就业能力的培训；１９２９年《乔治—瑞德法》为农业和家政教育增加拨款；１９３４年《乔法—艾兹尔法》为学校与企业主合办职业教育拨款等；战后《退伍军人就业法》《国防教育法》，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和效率。这些系列法案，都从不同方面促进了美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四）日本———多层次、多类型、开放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
日本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学校内的职业教育、企业内的职业训练和公共职业训练三部分。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后两年课程）、专门学校，这些学校相比大学低一层次，以大专学历为主。与大学同等级别的职业教育机构主要有技术科学大学、专业研究生院等机构，提供从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学历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架起了各类教育、各级学位之间的“立交桥”，提高了职业类学生的社会地位，促进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
（五）澳大利亚———紧密结合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形成了以ＴＡＦＥ学院为主要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创建了以行业参与为主导、以能力培养为基础的灵活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教育系统总体上可概括为三大部分：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继义务教育之后的一种教育与培训体系，主要提供初次就业培训、再就业培训以及提高现有的工作技能，为行业和企业提供不需要工作适应期的高技能劳动力，为学习者寻求就业、改善职业前景和进一步学习提供方便。职业教育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主要包括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ＴＡＦＥ）、私立教育机构、成人和社区教育机构、某些大学等等，其中以ＴＡＦＥ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是澳大利亚政府、行业与学校相结合的相对独立、多层次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实施机构，其办学宗旨是面向社会岗位需求，培养各级各类实用型人才，着力提高从业人员胜任工作的技能，有效帮助劳动者就业转岗。ＴＡＦ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成功模式之一。
（六）启示
１．职业教育促进各国工业化的实现。职业教育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而不断发展，适应并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工业化的实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２．职业教育各阶段匹配各国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和该国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与之相匹配，而且呈现出由初等、中等向高等职业发展的特征。
３．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基本出现在该国工业化基本完成阶段。多个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４．职业教育与生产工具紧密相关。从蒸汽机的发明直到互联网的出现，生产工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５．职业教育发展与本国文化息息相关。不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特色各异，有立法高效、技能证书完备、人才培养模式优异、办学模式突出等不同特点，但最终目的都是通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发展趋势
通过中外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对比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必将在现代职教体系、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社会培训、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等方面重点发展。
（一）发展架构———现代职教体系初步建立
从发达国家职教体系建立的规律来看，通常该国职教体系建立的同时，也是其工业化完成的时段。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更高。２０１４年，国务院更是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构建我国现代职教体系的远景目标，将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衔接、互相融通，搭建起职普融通的立交桥，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种类型的教育，而不是“断路教育”，让各类人才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晋升通道，促进适应各类人才发展的教育体系。
图：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结构
（二）体制机制———集团化办学将成为主要方向
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办学体制是通过多种形式落实办学自主权，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成多元的办学主体，激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办学机制则是在院校运行过程中激发高职院校形成顺畅、良性、持续发展的规则。典型的体制机制包括理事会机制、董事会机制和职教集团机制，其中职教集团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职业教育集团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从摸索到逐步成长再到不断完善，它是通过集团化的运作方式，集合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四方优势，建立健全由政府相关部门予以主导、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进行指导、公司企业积极参与、职业类型的院校作为承接主体的办学运作形式，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教育综合体。⑩虽然职教集团发展过程中还有诸如政府统筹力度不强、集团法律地位有待明确、成员间管理体制协调等方面需要完善，但是职教集团综合平台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将是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人才培养———现代学徒制将不断深入
现代学徒制是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现代学徒制将办学主体学校与用人主体企业、教授知识的教师和传授技艺的师傅、学习的课堂和生产的岗位深度融合在一起，将传统学徒制中的技艺与现代教育中的知识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功能拓展———社会培训及服务将得到强化
职业教育是兼顾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两大职能的教育类型，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知识和技能更新速度日新月异，从学历教育中接受的知识和技能已经不能满足技术技能人才的持续发展，社会培训就成为知识和技能持续更新的重要渠道。构建技术技能人才终身培训体系，依据职业标准开展社会培训，是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把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４年全国职教大会上提出了社会培训的五大目标：一是培训对象广覆盖。把城乡全体劳动者全部纳入职业培训范围，基本消除劳动者无技能从业现象。二是培训类型多样化。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努力满足劳动者提升职业能力的差异化需求。三是培训等级多层次。完善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四是培训载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多方参与的大培训格局，动员各类优质资源向职业培训集聚。五是培训管理规范化。加强对培训的全方位监管，实现职业培训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五）交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进一步拓展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与之相配套的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模式必须建立。高等职业院校必须与 “走出去”的企业合作，配合“走出去”的企业培养 “一带一路”国家当地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企业在当地兴建的高铁、建筑工程、核电设施等建设和后期运行提供人才支撑，促进“走出去”的企业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国的高职院校与国外院校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到发达职业教育国家的交流培训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师资培训及学生培养都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向。
（六）教学改革———“互联网＋”现代化信息教学手段的运用将更加广泛
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正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改革必须紧紧抓住“互联网＋”这一历史机遇，借助“互联网＋” 现代化信息发展的平台作用，促进传统教育教学向互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方向发展。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应用的同时，职业教育必须从专业设置、课程改革、教学手段更新、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等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助力职业教育搭上“互联网＋”这班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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