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国是世界上的养猪大国和猪肉消费大国，生猪养殖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猪肉消费量也位居世界第一。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养猪业应对了多轮国内价格涨跌的风险，猪肉贸易也从过去的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的养猪生产未来将如何发展？为此，我们在分析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生猪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国是世界上的养猪大国和猪肉消费大国，生猪养殖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猪肉消费量也位居世界第一。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养猪业应对了多轮国内价格涨跌的风险，猪肉贸易也从过去的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的养猪生产未来将如何发展？为此，我们在分析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生猪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1 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历程分析
我国既是世界上的生猪生产大国，也是世界上的猪肉消费大国。我国生猪饲养量和猪肉消费量均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猪肉占我国国内肉类消费总量的60%以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开始持续高度发展，生猪产业也在其中不断发展，但同时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居民消费的牛肉、羊肉、禽肉的更快速增长有着密切关系。在1980年，我国肉类总产量为1205.50万t，猪肉产量为1134.10万t，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达94%，2013年我国肉类总产量为8536.00万t，猪肉产量为5493.00万t，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却减少为64%。在33年间，我国猪肉的产量增加了3.8倍，但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却下降了30个百分点。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生猪产业也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逐渐转变到追求数量、质量、结构和经营效益并重的新时代。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保障能力都有了进一步提高，基本满足了我国不断增长的对于猪肉及其加工品市场消费需求。同时，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对于农民持续增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纵观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生猪产业曲折发展阶段，时间大致为1949～1978年。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经济恢复时期，此后受接踵而来的“合作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猪产业发展非常缓慢。生猪以农户的农副业养殖为主，生猪养殖效率低、生猪出栏率低，猪肉的市场供给明显短缺，在猪肉供给紧张时，大城市居民甚至要通过发放“猪肉票”来限制消费。
第二阶段为农村改革初期生猪产业恢复发展阶段，时间大致为1978～1984年。随着我国农村改革开始，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逐步落实，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使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养殖畜禽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我国畜牧业的所有制和生产体制出现了新变化，这都促使我国的生猪出栏量不断增加。1978年，我国生猪出栏量为16110万头；到了1984年，我国生猪出栏量为22047万头，比1978年增长了36.85%。随着生猪出栏量的增加，有效地缓解了当时我国猪肉供应短缺的局面。
第三阶段为生猪产业供求平衡的快速发展阶段，时间大致为1985～1997年。随着我国生猪产销经营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生猪产业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使我国生猪产业进入了供求平衡的快速发展阶段。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发布，生猪购销政策全面放开，取消了生猪派养派购，开始实行生猪自由上市交易，这为养猪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1988年农业部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施行后全国猪肉产量从1990年的2281.10万t猛增到1997年的3596.30万t，年均增长率达6.7%，全国人均占有量达到29kg，我国猪肉市场第一次实现供求平衡，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猪肉供应短缺的局面。
第四阶段为生猪产业结构性调整阶段，时间大致为1997～2006年。这一时期我国生猪产业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和增加效益为主线的结构调整阶段。从20世纪末开始，制约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日益复杂多样，生猪产业也同样面临着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和保护生态环境压力，促使生猪产业进入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和增加效益为主线的调整发展阶段。生猪产业也逐步由追求数量型增长向追求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生猪养殖方式由散养为主向专业化饲养和规模化饲养转变，同时生猪产业发展也逐步向优势区域集中，生猪产业整合速度加快，初步形成了以养猪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养猪的产业化发展体系。
第五阶段是生猪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同步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时间为2007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我国畜牧业进入新世纪的发展方式转变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构建长效发展机制，促进我国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畜牧业现代化。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生猪产业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生猪生产和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困扰。面对生猪产业存在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和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要加大扶植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保障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提高我国养猪农户的养殖积极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生猪产业养殖方式的转变以及推动生猪产业向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意义重大，对于保障我国生猪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我国的畜牧业已经从1980年以前属于家庭副业，在农业中处于补充地位，转变为实现了畜产品供求平衡，成为农业中的支柱产业。同时，我国的生猪产业在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我国生猪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
2.1 生猪产业布局越来越向优势区集中
我国既是生猪生产大国，也是生猪消费大国。随着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生猪产业也逐渐向内地区域调整，生猪养殖区域越来越与粮食主产区靠近，这符合生猪饲养区与饲料主产区(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主产区)临近的原则，也有利于生猪产业的效率提高。农业部依据饲料资源优势、生产基础优势、市场竞争优势和产品加工优势，确立了沿海地区生猪优势产区(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4省的55个基地县)、东北生猪优势产区(包括吉林、辽宁和黑龙江3省的30个基地县)、中部生猪优势产区(包括河北、山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7省的226个基地县)和西南生猪优势产区(包括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5省区市的126个基地县)。生猪产业优势区生猪存栏量占到全国总存栏量的50%以上，生猪出栏量占到全国总出栏量的60%左右。
在我国未来的生猪产业发展中，随着各种对于生猪产业优势区扶持政策的落实，优势区原有的资源优势、生产基础优势、市场优势和加工优势会得到进一步发挥，优势区域在稳定我国生猪产业发展中将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2.2 生猪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鉴于我国实行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村家庭经营基本制度和农村生猪养殖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经营现实，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就要进一步加大对养猪合作社等产业化组织的扶持力度，提升生猪饲养环节的组织化程度与标准化程度，以促进我国生猪养殖稳定发展。
乡村的养猪合作社与大规模的企业化经营相比较，具有组织成本低、沟通协调成本低、内部环节少、运行费用低等优点。加之我国农户家庭养猪经营大多都实行种养结合，因此其排放的粪污基本上能够实现作为有机肥料还田，避免了由于粪污集中排放带来的乡村环境污染，这对于我国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是及其有益的。
另外，养猪农户实行种养结合，其使用的精饲料和青饲料、粗饲料大部分或全部来源于农户自产，不依赖于市场采购，这样就能减少经营中的流动资金占用，降低了实际经营成本，间接地增加了盈利的范围。同时，实行种养结合的农户，可以用农家肥代替化肥，这也节省了其从事种植业的化肥投入，降低种植业经营成本。
总之，未来各级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等多种途径促进养猪农户实现组织化经营，以减少由于农户分散进行经营决策而带来的生猪养殖不稳定和猪肉价格的不稳定。同时，通过吸引养猪农户加入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比如养猪合作社、乡村养猪协会等)，也可以促进与养猪相关的科技成果向农户推广，向农户普及科学养猪知识、普及保障食品安全的知识和法规，从源头上实现对于生鲜猪肉安全的根本保障。
2.3 生猪产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将会不断提高
无论是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种养结合养猪农户，还是乡村养猪合作社的经营组织，或是规模化养猪的专业化大型猪场，都需要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为生猪产业提供规范的服务支撑。对于我国生猪产业体系中的微观经营主体——养猪农户，只有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服务，才能使他们更好地实现种养结合，才能有效地降低其养猪成本，才能促进其实现生态化健康养殖，才能实现养猪经营者与乡村环境的和谐，才能使生猪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未来必须要发展生猪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业，为农户养猪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最终促使我国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从生猪产业的稳定发展来看，未来必须提升良种繁育的社会化服务程度、挖掘地方特色生猪品种资源不断培育地方特色新品种的社会化服务、具有中国各地特色的饲料社会化服务、便利的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兽医兽药的社会化服务、便利的生猪销售社会化服务以及生猪屠宰加工社会化服务。只有这些社会化服务平台不断建立和完善，才能保障我国生猪产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在我国保障人民食品安全的宏观战略中，首先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粮食需求(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其次，就是要保障我国人民的猪肉消费需求，这是我国人民获取动物蛋白质的最重要来源。基于此，我国政府为了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已经将粮食作为公共产品来看待，为种粮农户提供了种粮补贴等多种补贴，那么对于猪肉这类我国人民获取动物蛋白质的最重要来源产品，政府也应该部分地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看待，对其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扶植，以确保其稳定增长，进而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因此，我国生猪产业的社会化服务投入应以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不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生猪产业社会化服务的宗旨就是促进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保障部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猪肉产品的稳定供给，最终保障我国人民全面实现食品安全(数量上的安全、质量上的安全、结构上的安全)。
2.4 推进我国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将是必然趋势
为了保障我国的猪肉食用安全，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这一体系应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管理层次，各级政府机构建立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目标是一旦发现猪肉质量安全问题，就能找到承担责任的主体，以利于提高其管理和执法的效率，并且对于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或事件展示给社会一个有所作为的表现；另一层次是企业经营层次，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要获取利润，如果企业主动投资建设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那么其投资一定会有回报，或是由于实现了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而获得的新的订单或市场(比如我国的大部分畜产品出口加工企业都有积极性，主动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或是由于实现了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而赢得了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在提高，因而扩大了其市场占有率和单位产品盈利率。总之，企业只有在建设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可以增加其盈利总量时，才会主动投资建设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我国的猪肉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管理层次的(各级政府机构建立的)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也还未完成，企业经营层次的(企业出于获取更大经济利益而建设的)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也因企业经营处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事猪肉出口加工的企业积极性较强，在国内的具有知名品牌的企业一部分具有积极性，而大多数不具有知名品牌的企业至今还没有积极性。
但从我国生猪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保障了猪肉产品数量供应稳定之后，人民群众对于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必然会越来越高，而且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确实也关乎到我国人民的基本消费安全问题。只有既保障猪肉产品的数量安全，又保障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才能说我国生猪产业是健康发展的。因此，各级政府应针对当前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现实，通过政策引导等多种途径，在两个层次上尽早促进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以提高我国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控水平，保障全社会有一个良好的猪肉消费环境，促进我国实现猪肉消费安全稳定→屠宰加工安全可追溯→饲养经营安全可追溯→原料及兽药来源安全可追溯。这样，才能实现生猪产业在经营与市场消费之间的和谐互动、稳定发展。
2.5 强化生猪养殖环节的粪污处理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畜牧产业的粪污污染情况严重，尤其是我国的生猪养殖业，其养殖数量最多、发展速度快、排放粪污量最大，因而污染情况更为严重。面对生猪产业不断发展伴随而来的污染形势倍加严峻的现实，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如果说动物疫病影响的是经营者的效益，那么粪污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关系到生猪养殖者的生存环境问题以及我国农产品的基本种养殖环境的安全问题，这一问题如不解决，我国将无法保障几乎所有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安全问题，当然食品安全问题也就失去了保障的基础。因此，生猪养殖的污染治理问题已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各级政府针对养殖场的污染也出台了各种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国务院颁布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保护和改善乡村环境，保障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促进我国畜牧业持续的健康发展。以这一条例为指针，我国对于生猪养殖的粪污处理问题也必将开始走上综合治理之路。
我国民间关于生猪粪污治理有很好的经验，在没有化肥的年代，农户养猪曾经是促进粮食增产的必备手段。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因而那时农户养猪喂的是野菜、野草、麸皮和剩饭，而产出的猪粪却是农田的优良有机肥。但是，随着化肥的广泛使用和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再加上国家为了促进粮食增产而对化肥工业的优惠政策，使得廉价的化肥替代了有机肥，加之化肥施用简便而有机肥施用费工费力，结果猪粪就从优质有机肥变成了乡村污染源。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考虑生猪养殖所产生粪污的处理路径问题。具体的处理路径无外乎这样几类：猪粪堆肥发酵后作为有机肥料施入农田(适合于实行种养结合的小农户)、猪粪与秸秆等混合产生沼气后再将沼渣和沼液作为肥料使用(适合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时又有能源需求的乡村)、投资兴建粪污综合处理设施处理猪粪(适合于资本实力雄厚的大中型规模化生猪饲养机构)。
各级政府只有在几种粪污处理路径上分别制定政策引导生猪饲养主体积极处理粪污，才能取得切实的效果。以往国家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研究养猪场粪污处理专题，国家财政对养猪业的粪污治理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全国范围内生猪粪污处理都没有很好地落到实处，粪污处理率依然不高。因此，只有有针对性的制定引导政策，并将政策落到实处，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治污效果。
比如，以往补贴规模饲养企业处理粪污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但实际效果并不好，因为只有设备建设补贴而没有设备运营补贴，由于设备运营成本过高，因而企业虽然有设备但是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结果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如果换一种补贴方式，就是要求企业自己投资建设粪污处理设施，政府只补贴一部分运营费用，多处理多补贴，那么可能投入同样多的财政资金而设备的利用率就会高，治理污染的效果就会好。
再比如，如果政府把以往补贴规模饲养企业处理粪污的财政补贴用到补贴种养殖农户身上，鼓励他们大量积肥(积肥越多获得补贴越多)，并通过施用有机肥料来替代化肥，在处理了粪污的同时也培肥了地力，这样就能够在实现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同时，切实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极大地减少污染源，这对于乡村的持续发展和保障我国粮食稳产高产都会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国强化生猪养殖环节的粪污处理势在必行，只有解决好生猪养殖环节的粪污处理问题，才能为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相关分析报告：中国生猪及猪肉产业竞争调研及未来五年竞争策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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