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一方面要保证对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使其继续在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制造和工艺技术、先进材料技术、软件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里保持优势;另一方面,美国要通过“军转民”将相对过剩的军工生产能力消化掉,同时保留军工生产的核心能力;最后,美国希望通过“民转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军品的生产成本。
基于以上因素,上世纪 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在《国防转轨战略》中提出“建立既满足军事需求,又满足商业需求的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政策,要求未来军民两用技术占比达到 85%左右。美国军工企业在民用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成功,其资本和技术获得有效扩张。例如,波音公司在 C-135 军用运输机基础上发展出波音 707 飞机,在竞争 C-5 军用运输机项目失败后,波音公司直接将技术用于波音 747 的发展;雷神公司主要产品“警惕之鹰” 机场保护系统既可用于战时机场的保护,也可用于平时机场的安检、反恐等方面;GE 在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和大型发电机等领域均保持全球领先的位置。
同时“民带军”的效应越来越重要,民用技术日益引导军事技术,很多先进的武器系统开始依赖于民用部门对先进技术部件的生产。许多民品制造企业承担了美国的军品生产任务,这些军品包括从普通军用物资到军用卫星、精密核弹头等核心产品,并且美国每天有 95% 的军用通信是在民营网络上进行的。虽然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大型军工集团瓜分了国防部订单,但这些总装企业主要负责设计、总装和测试,与之相配套的转包商则多达 5 万家,这些转包商承担了美国大部分军品、军品零部件及相关基础件的生产制造任务。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7-2022年中国军工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市场商机分析报告》
我国“民参军”政策方向已经明确,制度框架初步形成。近年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军民资本进入军工行业的态度持续放松,政策从“允许”到“鼓励”再到“推动、引导”,民营资本入股军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军品资质的门槛持续降低。当前,我国“民参军” 领域已初步形成了涵盖顶层法规、实施办法以及承制目录“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为鼓励、支持和引导民口企业参与国防建设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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