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人服行业与主体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美国人服行业与主体经济变化呈现显著正相关性。通过采用1997-2013年美国GDP增速与人服行业部分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GDP增长率每增减1个百分点,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机构普及率相应增减约0.1个百分点、劳务派遣增长率相应增减约4个百分点、创造就业岗位增长率相应增减约4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是美国人服行业的拐点。2007年金融危机后裁员现象明显,失业率骤然提高,美国人力资源服务协会(ASA)就业指数在也2009年跌至66,创历史新低,人力资源服务业随之进入低迷,行业增速触底-30%。但伴随着经济回暖,各行业用人需求逐渐恢复,失业率持续下滑,ASA就业指数逐年攀升,2010-2011年期间美国人服行业增速触底后开始反弹,此后便在±10%区间震荡,整个人服务行业由此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2.内部驱动: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节节攀升的用工成本
2.1.以第三产业为重的经济结构是美国人服起跑的基础
第三产业开始主导经济的时间点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起点相吻合。战后美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直到20世纪50年代左右,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开始取代第二产业,美国由此进入去工业化时代。此时也正是现代人力资源服务发展的起点,两者时间高度吻合。
2.2.高额专业人才成本成为美国人服壮大的一大诱因
美国企业对中高端人才、专业领域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以专业人才为代表的稀缺人力资源成本不断攀升,如何降低人力成本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对省时省钱专业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成为推动人服行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因素。
3.外部条件: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宽松的监管机制
美国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是人力资源服务绝佳的“用武之地”。一方面,美国主要以任意就业政策唱主角,政府除反四大歧视行为之外,基本上不加限制,这种松动的政策为美国员工在国内市场上高度流动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劳动力竞争极为激烈,企业和个人都具有充分自由的双向选择权。在这种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下,人力资源服务能够发挥最大化效用,从而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人力资本最优化配置。
宽松的监管机制使得美国人力资源服务能够大展拳脚。美国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管制相当宽松,既没有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法律界定,对其运作也没有任何限制,基本是凭借自由劳动力市场原则在运行。美国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业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州立法建立了派遣许可或者登记制度;二是通过“共同雇主”的概念,解决了三方关系中劳务派遣企业与用工单位的法律责任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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