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17-2022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盈利前景预测报告》
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
１９８７年９月，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维纳措恩（ＷｅｒｎｅｒＺｏｒｎ）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的帮助下，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ＩＣＡ）建成了第一个电子邮件节点，并于９月２０日向德国成功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ｗｅ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ｅｖｅｒｙｃｏｒｎ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以此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起点。在迄今为止的２５年中，中国互联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北京发布的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５.９１亿，家庭宽带网民数达４.６４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４４.１％。网站数２９４万，国际出口宽带数２０９８１５０Ｍｂｐｓ，ＩＰｖ４为３.３１亿，域名数为１４７０万。
从学历结构来看，网民整体学历偏低，初中学历占３６.３％，高中／中专／技校占３２.３％，大专及大学本科以上占２０.３％，反映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使用的门槛已有所降低，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职业结构来看，学生和白领依旧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占网民总数的２６.８％，白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占网民总数的２１.３％，个体户及自由职业者占网民总数的１７.８％。较之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无业／下岗／失业人员的比例从９.８％上升到１１.２％，同样显示了互联网门槛的逐步降低。
从网民个人月收入结构来看，大多数（３５.６％）网民的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到５０００元之间，与白领群体呼应。另有部分网民收入较低，１０００元以下的有２７％，无收入的有８.９％，这部分网民中应该包括大量的学生群体。另外，６.５％的网民月收入在５０００～８０００元，４.７％的网民月收入在８０００元以上。
不过，尽管中国互联网数十年来发展迅速，但较之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差距，上网费用较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最新公布的２０１２年全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①中国排名较２０１１年上升１位，在１５７个经济体中排名７８位。国际电联在报告中还分析了２０１２年各国的宽带使用成本和可承受性。报告依据入门级固定宽带签约服务的费用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对１６９个经济体的固定宽带价格进行了排名，中国名列第９９位。报告利用一项新制定的移动宽带综合价格分指数，对１１０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中国名列第１０１位。因此，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还是具有一定的门槛，对收入和知识结构都有相应要求。
从上述结构化的描述中可以了解到，以大学生和白领为代表的高学历青年群体正是中国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同时他们也是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引领者。
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引领者：高学历青年群体
从ＣＮＮＩＣ历次报告可以看出，网民人口及结构经历了如下变化。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１５年间，中国网民人口总数从１９９７年的６２万迅速增长到如今的５.６４亿。从网民的学历结构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是最先接触互联网的主要人群，该群体占网民总人口的比例２０００年时曾高达７０.１％，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逐渐下降，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随着网络的娱乐化功能增强，门槛降低，低学历群体大规模加入，至今高学历网民群体比例下降到２１.１％。从网民的年龄结构变化也可以看出相似的趋势：青年群体是最早的“触网”者，起初的比例占到总人口的８３.８％，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幼年及中老年网民增加，青年网民比例下降至５５.７％左右。因此，可以说，青年群体不仅是互联网的重要使用者，而且还是网络应用的引领者，中国近十多年的网络参与近乎可以视为青年公共参与的写照，其中，又以高学历青年群体为最主要部分，学生和白领（毕业生）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２年的“中国大学生生活、就业及价值观调查”表明：毕业生平均网龄为１０.５４年，在校生为９.０８年；毕业生每天包括学习和工作的上网时间长达６.１８个小时，在校生为５.４４个小时。根据ＣＮＮＩＣ的调查，２０１２年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２０.５小时（每天３个小时左右）。可见，高学历青年群体普遍触网时间较早，上网时间较长，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与中国互联网进入飞速发展期重合，是被称为“网络的原住民”（ＮｅｔＮａｔｉｖｅｓ）的一代。
注：①不同年份的调查对年龄的划分不同，因此上表各栏对应于“少年”“青年”“青少年”的具体年龄为：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０～１５岁／１６～３５岁／３５岁以下；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０～１７岁／１８～３５岁／３５岁以下；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０～１８岁／１９～３９岁／３９岁以下。
中国互联网网民增长最具变革意义的网络使用特征：公共交往平台蕴含于信息技术中的一个颠覆性的特征在于草根性和交互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超链接空间所建构和容纳的交往空间日益凸显，网络正在成为一个浮现之中的公共生活平台，而这一点，在一直缺少公共生活练习的中国背景下有尤为重大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大学生生活、就业及价值观”①调查（２０１０）显示，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在信息性和交互性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如表所示。
由于２０１０年正处于社交网络的新兴阶段，交互性的网络行为从传统的论坛基于讨论主题的发帖、跟帖、顶帖的机制向新兴社交网络基于人际关系的“关注”和“转发”转折，由此使问卷调查所体现出来交互性的网络行为呈现“即时通信—传统交往—社交类交往”的分化状态：经常使用即时通信的高学历青年占一半以上，而经常使用论坛或社交网站的高学历青年各占１／３左右。在新近的２０１３年大学生调查（Ｎ＝６７１９）中，５３.４％的人总是通过网络保持和朋友的联系或认识新的朋友，２０.６％的人总是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时事或社会事件的看法，２７.１％的人总是使用微博。
中国社交类网络应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论坛—博客—社交网络—微博”这四个阶段。２００５年之前，ＢＢＳ／论坛为主要的虚拟交往平台，区别于即时聊天软件的私人性。２００５年，网民突破１亿，ｗｅｂ２.０①成为当年热词，博客在当年新媒体发展中异军突起，成为年度最大亮点之一。博客的迅猛势头一直保持到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前后，社交媒体兴起，以开心网、人人网为代表的交友网站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和白领，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随后的２０１０年被坊间称为“微博元年”，微博用户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至２０１２年逐步稳定。ＣＮＮＩ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博客的使用率为６６.１％，使用人口达３.７亿；论坛的使用率为２６.５％，使用人口达１.４亿；社交网站的使用率为４８.８％，使用人口达２.８亿；微博的使用率为５４.７％，使用人口达３.８亿。
比照各社交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和使用人口，可以发现，博客依然拥有最高的使用率和最多的使用人口，微博则拥有仅次于博客的第二大使用人群，增长速度最快。目前，微博的使用人口与社交网站的使用人口比较接近。论坛是唯一一个近年来使用率逐年下滑的应用，但有趣的是，论坛的使用人口近几年一直稳定在１亿～１.５亿，标志着它有一批忠实用户。２０１２年至今，着力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的出现，其与手机通讯录的结合，朋友圈及群聊功能的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用户，成为社交媒体继微博之后最新的增长点。
基于对“公共生活能否生成”的关心，中国社科院大学生调查将社交网络的使用分为私人倾向和公共倾向两类。２０１２年的毕业生数据显示，社交网站的使用情况分布得比较均匀，从不使用（２３.１％）和经常使用（２２.７％）的比例接近。偶尔使用的人比例稍高（２６.６％），总是使用的并不多（８.９％）。在社交网站的使用行为上，私人倾向明显，最常用到的是与好友保持联络（３３.６％）和发表个人日志、状态或张贴照片、视频等（１９.４％），具有一定公共性的阅读／分享各类转帖功能的最常使用率为１９.５％，而公共性较强的参与各种话题、讨论只占２.８％。可见，虽然高学历青年使用社交网站比较普遍，但影响不深，大多停留在维系朋友圈子和娱乐，目前更像是一种“扩大了的私人关系”，能否出现真正意义的公共生活，还有待观察。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是影响网络公共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ＣＮＮＩＣ历年统计，手机网民自２００９年起便呈不断上升趋势，如图８－１－６所示。２０１２年，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４.６４亿，较２０１２年底增加４３７９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７８.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学生追踪调查显示，６７.５％的毕业生最常用个人电脑上网，６０.７％的毕业生第二常用的上网工具是手机（２０１２年数据）；７９.２％的人拥有智能手机，６２.９％的人经常使用手机聊天交友，３８.９％的人经常使用手机浏览微博，５６.３％的人认为手机增加了自己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２０１３年数据）。由于手机的便捷性与应用软件的丰富性，它在对网民碎片化时间的整合和对工作生活的渗透方面，甚至起到了比个人电脑更大的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社交类媒体的兴起几乎是重叠的，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而在功能上也相互促进。据ＣＮＮＩＣ的调查，２０１２年底，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２.０２亿，微信注册用户达到２.７亿，７９.９％的手机网民每天至少使用手机上网一次，其中，近六成手机网民每天使用手机上网多次。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３年的大学生调查显示，高学历青年在上网工具和网络应用中出现选择性的区分，如表８－１－３所示。在交往类和即时通信类的应用上，使用移动终端的较多。在接收信息方面，使用个人电脑的较多。在网络购物上，使用个人电脑的较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３年的大学生调查中，大学生们对社交网络服务的看法更为积极，更多的人认为此类网站为现代社会的休闲活动增添了很多乐趣，并且丰富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扩大了交往对象。可以看出，人们正在逐渐习惯这种交往方式。
二、政府引导下的公共生活
由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被西方视为一股民主化的力量，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演讲中说：“技术变革会让国家对民众获取咨询的控制愈加困难，微电子晶片将推倒集权巨人。”①但媒体研究学者卡拉希尔（ＳｈａｎｔｈｉＫａｌａｔｈｉｌ）和鲍尔斯（ＴａｙｌｏｒＣ.Ｂｏａｓ）②以８个不同集权程度的国家为案例，对其中的社会和政治部门如何应用网络做了研究，得出了互联网未必威胁到集权统治的结论。他们在给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报告③（２００１）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化与互联网的普及率存在关联，不过在这种关联中，是互联网的普及取决于政治变化，而不是相反。
在卡拉希尔和鲍尔斯的研究中，中国被作为一个最有意思的案例提出，面对网络通过信息高速流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与其潜在的对集权政体威胁的这把双刃剑，中国政府综合运用支持、引导和管控三种方式，创造出了独特的网络生态，似乎达到了趋利避害、鱼和熊掌兼得的成效。中国政府互联网管理的基本策略为“分类主导”模式，即对互联网的不同应用领域开启不同的主导策略：对互联网的经济和科技功能强势扶持，对网络表达和信息传播功能则加以引导。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生活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直接和间接的层面。
（一）直接引导：电子政务与网络问政
电子政务是近年来政府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的积极尝试，体现出政府主导下开拓公共参与平台，引导网络舆论的努力。１９９７年１月，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进入国际互联网，是中国开通的第一家中央重点新闻宣传网站，１９９９年改名为“强国论坛”。从２０００年开始，８个中央级、２４个地方级的媒体网站被指定为重点网站从政府得到扶持。这些网站每天提供２４０００条新闻，日访问量超过５０００万次。其中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是世界上受访最多的前１００家网站。
较之电子政务，更有公共参与意涵的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问政”风潮。２００８年为网络问政元年，２００９年网络问政热遍中国各地，２０１０年网络问政劲刮新风，“微博问政”展露潜力。上海交大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２０１２年社会舆情年度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四家网站共有微博客账号１７６７１４个，较２０１１年新增了１２６１５３个，增长率为２４９.５１％。并且政务微博的地域分布规模扩大，中西部与东部地区政务微博的差距正在缩小。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政务微博已经全面覆盖全国３４个省级行政区，包括２３个省、４个直辖市、５个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２个特别行政区。２０１２年３月份全国“两会”期间，各政府部门也推出了“微博问政”。人民网推出的一项“２０１２年两会十大热点话题”调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吸引了１５５万人次参与。有分析评论人士把网络看作“民意的直通车”，认为其构成了当前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电子政务及微博问政的出现，是中国政府在新媒体时代构建公共生活平台的有力尝试，其前瞻性和必要性得到以青年为主的多数网民的认可。
一项针对青年微博问政的小型网络调查显示，微博在应答的青年群体中的覆盖率很高（９２.４％），并且大多数被访者对微博参政持肯定态度，如７６.２％的被访者认为“通过微博这种政治参与方式，能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起到监督作用”，７８.１％的被访者认为“如果能保证微博在时政消息方面的真实性、有效性，会利用微博进行参政”，９２.３％的被访者认为“政府有必要开通微博在网上听取社会各界对于热点问题的意见”，９３.３３％的被访者认为“有必要定期公布各级部门微博问政的回复工作”。
在青年群体微博参政的方式中，以“转发时政微博”为主（６０.９％），其次是“关注时政消息或者消息灵通的人”（５５.２４％），“对时政微博进行评论”（５１.４％），“对微博上的时政消息用其他渠道（如ＱＱ聊天、论坛、ＢＢＳ等）进行传播”（４８.６％），“发布时政消息”（３１.４％）。
但当前以这两种方式为主的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参与并不够深入，就其实质而言，电子政务的主要功能停留在国家主导下的信息沟通，分为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和民意的“下情上传”两个方面，其依旧被吸纳在国家的传统治理框架之下，只是作为诸多沟通渠道中电子化的、更为高效和便捷的表达渠道的一种，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交流以及信息的透明化，但仍有流于形式和表面的问题，很难说这是一种有实质意义的公共参与。这也在青年群体的参与经历中显示出来，上述问卷调查显示，只有１７.１％的被访者“偶尔有过”微博参政的经历，６９.５％的被访者选择了“完全没有，但很想尝试”。对于没有使用微博参政的原因，６０％的人认为政府与公众在微博上的交流互动程度不高，难以进行政治参与；４４.７％的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各级政府领导不够重视，部分微博问政形同虚设；３８.１％的人认为与政府微博交流的最大难处在于：大多数留言和评论没有得到重视，参政失去意义。
不过，近一两年来，基层问政的效果正在加强。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例，截至２０１２年，在此板块上正式展开回复工作的省份累计覆盖全国内地３１个省区市的３０个，１９个省区市正式建立起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据人民网公开资料显示，基层领导覆盖面已扩大到全国２２００个县的县级干部。而地方性网络问政平台也在稳步发展，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各区（县）一把手、市职能部门目标考核指标体系。
微访谈也是２０１２年网络问政的亮点之一。以新浪为例，２０１２年曾多次开展“冬季话消防”“解读新交规”等服务大众的访谈。腾讯微博在２０１２年有关四川地区的１２８场微访谈中，约有８０场与政府机构的活动相关。可见，随着ｗｅｂ２.０的普及，政府和民众都正在悄然改变。
（二）间接引导：互联网产品的本土化
在互联网带来的公共生活中，以电子政务为主要形式的公共参与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是基于各种论坛及ＳＮＳ网站的民间自发参与。作为一种时代的力量，互联网及其产品跨越了国界，但在中国，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许多国际化的互联网产品都有其中国本土化的翻版，仅针对中国国内市场，并赢得了大量国内用户。本土化翻版的主要功能除扫清广大中文用户的语言障碍，契合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社会心态，赢得了更多的潜在用户之外，更重要的是，本土化翻版更容易被纳入国家的治理框架之内，接受政府监管，并贯彻自我审查制度，充分体现政府对互联网上公共生活的间接引导作用。
表中所示为互联网各类功能的国际产品及其本土化翻版的对比，涵盖了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网络视频以及最近兴起的标志着ｗｅｂ２.０时代的微博平台。本土化产品的开发，既为中国用户的相应需求创造了替代的选择，又可以将可能的威胁隔离在外。
尽管中国的微博有政府的间接引导，但仍比较好地结合了交往和信息的功能，成为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对公共生活最具影响力的亮点。同时，本土化后的微博已经远远超出了Ｔｗｉｔｔｅｒ最初的社交媒体的定义，成为一个整合各方信息和资源的公共平台。不过，微博未做改变的是Ｔｗｉｔｔｅｒ引领的信息的链式传播模式。这种信息传播的新模式由先前基于超链接的有中心的“发布”—“阅读”—“回复”，向基于人际网络的无中心的“推送”和“转发”转变，对于互联网的变革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无中心的、双向的、无群组的完全独立的传播模式。只要你的信息引起了别人的讨论，在讨论的同时就被传播了，传播的同时又可以引发新的讨论，信息顺着无数条链路快速传播开，边传播边分裂出更多分支，这是一种核爆式，或曰病毒式的传播，使Ｗｅｂ２.０时代的互联网生活，在政府引导的公共参与之外，更多了多种以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的自主建构和延伸。
三、公共生活的自主延伸
对于中国互联网上公共生活的讨论离不开中国的制度背景，上述几种方式构成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生活的主要面貌，而若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互联网的５.６４亿使用者，可以发现，网民对公共生活的自主延伸更是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挖掘的宝藏。在国家无所不在的渗透、引导和管控之下，网络成为草根意见汇集的唯一出口，中国网民的创造力被高度激活，各种以娱乐化表达为特征的恶搞和流行语充斥网络，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独特景观。通过最大化建构表达空间，利用虚拟社区进行公共生活的发声练习，以及基于信息流动形成社会联结，互联网上的公共生活远超出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引导的范畴，孕育和萌发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民精神和个体之间自发形成的有机团结。
（一）表达空间的最大化
表达空间是网民自主建构和延伸公共生活的基础，互联网上的互动根本上是由基于各种方式的表达形成。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政府除对主流表达的引导之外，也对表达内容做出了严格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敏感词过滤机制。针对这种情形，以恶搞、山寨等娱乐化表达方式扩展表达空间，是青年以亚文化方式实现公共参与的重要策略。２００８年是网络公共参与的高潮，民意直接或者间接地改变了很多公共事件的处理进程。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这种民意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恶搞、网络流行语等“新语文”方式实现的。每一个公共事件都能引发一个词语的流行，如“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而“草泥马”“河蟹”等十大网络神兽的出现，更是把这股恶搞风潮推至顶峰。以娱乐解构正统，以大众狂欢消解权力机制，各种网络流行语，既是极富活力的青年亚文化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草根式幽默”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隐藏的文本”①在高压环境下的呈现，体现出公共参与的意义。
作为高科技产业的弄潮儿，青年的知识结构还赋予其使用更为直接的技术手段拓展表达空间的能力，比如借助代理服务器和翻墙软件。有调查表明，中国网民知道代理服务器的比例相对较高，②使用代理服务器可使网民获得国内不易得到的资讯，同时，由于当前中国年轻人中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增多，与国际友人的交往需要也使其不再满足于上述本土化后的社交网站，促使其常规化地使用代理服务器。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３年大学生调查显示，１６.２％的人曾经翻墙（越过国家的网络管控），其中，６１.２％的人一年几次，１８.３％的人几乎每个月都翻，１４.５％的人几乎每周都翻，６.０％的人几乎每天都翻。在翻墙的人群中，浏览新闻（６４.３％）、上境外社交网站（４６.０％）、查询更全面的百科和历史知识（４４.９％）以及查找学术资料（４２.３％）是主要的目的。
同时，与引领时代潮流的高科技产品的天然亲近，使青年群体成为时兴电子产品最先瞄准的目标用户，功能各异的电子产品的使用，更是全方位拓展了青年网民的表达空间，最明显的案例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据ＣＮＮＩＣ发布的《中国手机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国手机网民达３.０３亿，其中０～１９岁的少年群体达３３％，２０～３９岁的青年群体达５７.１％，青少年在手机网民中所占比例合计达９０.１％，相当高。
移动终端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对于拓展公共生活的意义在于，随时随地发布所见所闻的功能使每一个网民都潜在地成为第一线的记者，每时每刻都有参与社会事件的可能，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２０１１年的“７２３温甬线动车组重大追尾事故”为首。在这起事故中，首次出现事故第一现场由网民播报而政府部门缺席的情况，期间间隔两个小时，微博成为在此期间唯一的消息扩散、求援互助渠道。并且，微博以自述的形式成为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存，在官方媒体之外直观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还原新浪微博的有关记录可以看见，以事故播报及转发、现场施救、第一时间摄影及航拍、献血动员等种种方式卷入这场行动中的大多数网民都是青年。可以说，手机终端与ｗｅｂ２.０时代交互最大化的互联网的结合，重新定义了“在场”与“现场”，重构了信息及真相生产中的权力关系，赋予了装备齐全的青年前所未有的话语权。
（二）公共生活的发声练习
形形色色的网络表达实践，在线汇聚成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公共生活的发声练习，于日常生活中滋养着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
网络购物便是重要一例，据ＣＮＮＩＣ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网络购物网民规模达到２.７１亿人，网络购物使用率提升至４５.９％。中国社科院２０１２年的大学生调查显示，毕业生中，总是使用的占１２.４％，有时使用和经常使用的占到６０.３％，从不使用的为２.９％。可见，在高学历青年群体中，网络购物比其他群体更为普遍。网络购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购买者的评价，而不是传统的广告或者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２年的大学生调查显示，８９.１％的毕业生网络购物时会对体验过的服务或者商品写评论，其中，总是写评论的占１２.１％。从淘宝上点评商品、商家、客服乃至物流，到大众点评网①上点评菜品、餐厅环境和服务质量，网民们以日常消费为中介，以互联网为媒介，练习表达和共享，集结成互联网时代无以取代的群体智慧。
其次，这种公共生活练习还可以由共同的兴趣爱好培养。涉及兴趣爱好的网络公共参与种类繁多。例如各高校ＢＢＳ的分类讨论版面是形成虚拟社区的公共生活的最早范例，以水木清华为例，现有各类版面６６４个，涵盖学术、校园、文化、娱乐、游戏、信息、电脑、生活、体育、感性、地域、理财、出国等各个主题。豆瓣网则是一个以“以书会友”为宗旨的网站，其有关书籍、电影、音乐等作品的全部描述和评论信息都由用户（网民）提供；目前有超过５０００万用户，据网站自行开展的小调查显示，１９～２６岁的用户占７４％（样本量４１８２人）；其中“豆瓣社区”和“豆瓣同城”是公共生活意涵最强的两个板块。在其页面上有这样一组数据，①豆瓣社区目前有“６９３个城市、５９７９个居民、２７万个兴趣小组、５４３９个小站、１８２９６个独立音乐人、２２９４个作者译者、１５９８家电影院”，是一块不容小觑的电子公共空间。此外，网络游戏也是给青年提供虚拟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据ＣＮＮＩＣ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中国网络游戏网民规模达到３.４５亿，较２０１２年底增长了９６４万人。
此外，上文一再提及的，兼具交互性和信息性功能的微博，也已成为青年参与互联网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２年大学生调查，４７.６％的毕业生有一个微博账号，２４.０％的毕业生有两个微博账号。他们的微博网龄平均为２２.６个月，参与时间较长。在微博上３５.１％的人半实名，２２.３％的人实名，完全匿名的占１９.３％。微博的关注对象涉及青年网民的公共生活态度，高学历青年对关注对象的重要性排序如图所示。
在微博关注取向上，毕业生和在校生大体相同。关注亲朋好友最多，对网站、机构、兴趣、知识类微博和对作家、学者、媒体人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注相近。这个排序似乎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是因循两条路径分别扩散的：一条是关系型的路径，通过对亲朋好友的关注而了解到公共信息，另一条则是直接公共参与路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府官方微博的关注度最低，再次印证了目前政府的直接引导形式大于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微博行为上，关注感兴趣的人、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仍是微博行为的重点，其次是与亲朋好友联络、记录自己的心情与休闲娱乐。可见人际交往和获取信息的需要仍是上微博的主要动机。此外，就公共事件发表个人观点、加入各类感兴趣的话题讨论占微博行为的２０％左右，显示出高学历青年的微博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参与门槛的不断降低，使网络时代赋予大众的麦克风更加平等地传递到每个人手上。以微博为例，５亿多人的参与平台解构了权力对于真相的垄断，却也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海量信息铺天盖地而至之下，更需要呼唤理性的公民精神。理性意味着不盲从，既不盲从于权威，亦不盲从于众怒，却又不等于冷漠。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热忱、正义、理性的公民精神无法招之即来，能且仅能在公共参与的实践中演练养成，正如《南方周末》２０１２年新年献词所言：“点亮自己，权利便能着床，能动的个体由之生焉，公民由之成焉；点亮自己，权利便会团结于权利，公民社会由之生焉，制衡权力的力量由之成焉。”以轻点一次鼠标为起点的行动，足够简单且低风险，经千万次的汇集和联结，形成在严密管控的背景下整合公民行动的独特模式，出现公民社会萌发的可能。
（三）社会联结的萌发
传播学家麦克汉卢认为：媒介即信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信息即权力。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颠覆了以往信息生产中的权力关系，滋养了公共生活，激活了社会联结，线上的信息流通有汇集成线下行动的可能。
在此以“微博打拐”和７２３动车事故后温州民间自救为例，两者都被视为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前者呈现了意见领袖、大众和官方的联合，而后者则充分显示了自组织的社会联系的生成。
“微博打拐”源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设立“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仅仅开博十余天，就吸引５７万多名网民，１０００余张网友拍摄的乞讨儿童照片被发布在微博上。截至２月８日，通过网上照片辨认，发现并解救被拐卖儿童６个。①网友们的零碎行动贯穿学者号召、名人响应、慈善基金会参与、各地警方介入、公安部及地方公安机关明确支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就此在两会提案等各界力量动员的始终，民间力量官方力量形成有效互动和社会联结。
７２３动车事故后温州民间的自救，同样让我们看到这股社会联结的力量。事发之后，温州全市各行业公众通过微博上的信息传递自发组织起来：事发后三小时，有网友“坏楚天”将温州血液中心血库告急的通知发上微博，并主动＠了数十位名人；事发后四小时，有网友将深夜血库现场排长龙的照片以及因献血而堵车的照片发上微博，引起大量转发；次日中午，“温州萤火虫义工”组织私家车队运送伤员家属；随后，当地企业也加入进来，免费提供食物、水等物资，多家餐馆挂出献血人员免费营养餐的招牌。这是一场无中心、无官方介入的全城动员，信息在微博上的自由流通极有效率地整合起了以个人身体、智慧和财产为载体的社会资源，并召唤起全体公众的感动与热情，让我们看到爱与信任，看到自组织的社会的希望与力量。
事实上，自动车事故以后，灾害类公共事件逐渐形成一套以公众自救协力官方救援的“微博模式”，例如２０１２年的７２１北京暴雨，机场滞留８万多乘客，北京市民自发通过微博组成了“双闪车队”，而微博发起的“爱心留宿”活动也得到多家酒吧、会所、公司的响应。救援标志、集结地点／联系人、增援需求、路面情况、宾馆情况等信息由网友即时播报并在微博上流通，使微博再一次成为协同全社会之力的节点。微博与手机终端的结合，很好地起到了传递信息、汇聚民间资源的作用，使公共救援更有效率，并且对救援之中可能发生的贪污腐败问题发挥了很好的网络监督功能。
（四）结论：开启新空间的可能
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引发的每次变革，都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边界跨越，都是以草根之力对权力的夷平，迈向一个与以往“原子化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在中国背景下讨论互联网生活，离不开信息与权力的较量，而这正是凯文凯利式①的乐观和乔治奥威尔式②的悲观之间的争议所在。前者相信以网络为图标的信息社会遵循的逻辑与以原子为图标的物质社会迥然相异，超文本协定所创造的新社会空间终将使人类脱离控制（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后者则认为极权主义可以穿透一切，老大哥的凝视无处不在，社会基础是信息还是物质并无分别。
信息时代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毋庸置疑，不过，何去何从尚不明了。
作为网络的原住民，高科技的天然亲近者，青年，尤其是高学历青年，无论在互联网的使用经验、上网时间，还是应用多样性、网络交互性等上，都走在其他网民的前面。他们有着大量的网络消费、娱乐和社交的体验，但是，这些介于公私领域之间的生活体验，能否发展出具有一定公民参与意义的公共生活？还是由于中国互联网的管控的独特背景，网络活动被限定在现代公民参与所需要的公共精神之外，只能流于“扩大化的私人生活”？当前的初步研究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尚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
网络实名制是中国互联网管控的一项重要举措，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３年大学生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同意网络实名制是网络秩序和网络文明的重要保障（７６.２％），体现出网民对互联网的认知和国家管控有一定程度的同构。另据全球互联网项目（ＷＩＰ）的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成果显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并不相信互联网能给人们更多对政府工作的发言权，中国大陆却成为一个例外：逾六成（６０.８％）的中国１８岁以上的受访者给出肯定的答复。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脉络下，网络似乎正在滋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有着年龄和知识优势的青年构成互联网公共生活的最主要参与者，他们以各种手段充分建构表达空间，践行公共生活，正在开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社会空间。
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
１９８７年９月，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维纳措恩（ＷｅｒｎｅｒＺｏｒｎ）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的帮助下，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ＩＣＡ）建成了第一个电子邮件节点，并于９月２０日向德国成功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ｗｅ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ｅｖｅｒｙｃｏｒｎ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以此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起点。在迄今为止的２５年中，中国互联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北京发布的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５.９１亿，家庭宽带网民数达４.６４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４４.１％。网站数２９４万，国际出口宽带数２０９８１５０Ｍｂｐｓ，ＩＰｖ４为３.３１亿，域名数为１４７０万。
从学历结构来看，网民整体学历偏低，初中学历占３６.３％，高中／中专／技校占３２.３％，大专及大学本科以上占２０.３％，反映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使用的门槛已有所降低，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网民的学历结构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２０１３.６）
从职业结构来看，学生和白领依旧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占网民总数的２６.８％，白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占网民总数的２１.３％，个体户及自由职业者占网民总数的１７.８％。较之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无业／下岗／失业人员的比例从９.８％上升到１１.２％，同样显示了互联网门槛的逐步降低。
从网民个人月收入结构来看，大多数（３５.６％）网民的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到５０００元之间，与白领群体呼应。另有部分网民收入较低，１０００元以下的有２７％，无收入的有８.９％，这部分网民中应该包括大量的学生群体。另外，６.５％的网民月收入在５０００～８０００元，４.７％的网民月收入在８０００元以上。
不过，尽管中国互联网数十年来发展迅速，但较之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差距，上网费用较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最新公布的２０１２年全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①中国排名较２０１１年上升１位，在１５７个经济体中排名７８位。国际电联在报告中还分析了２０１２年各国的宽带使用成本和可承受性。报告依据入门级固定宽带签约服务的费用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对１６９个经济体的固定宽带价格进行了排名，中国名列第９９位。报告利用一项新制定的移动宽带综合价格分指数，对１１０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中国名列第１０１位。因此，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还是具有一定的门槛，对收入和知识结构都有相应要求。
网民职业结构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２０１３.６）
网民个人月收入结构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２０１３.６）
从上述结构化的描述中可以了解到，以大学生和白领为代表的高学历青年群体正是中国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同时他们也是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引领者。
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引领者：高学历青年群体
从ＣＮＮＩＣ历次报告可以看出，网民人口及结构经历了如下变化。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１５年间，中国网民人口总数从１９９７年的６２万迅速增长到如今的５.６４亿。从网民的学历结构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是最先接触互联网的主要人群，该群体占网民总人口的比例２０００年时曾高达７０.１％，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逐渐下降，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随着网络的娱乐化功能增强，门槛降低，低学历群体大规模加入，至今高学历网民群体比例下降到２１.１％。从网民的年龄结构变化也可以看出相似的趋势：青年群体是最早的“触网”者，起初的比例占到总人口的８３.８％，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幼年及中老年网民增加，青年网民比例下降至５５.７％左右。因此，可以说，青年群体不仅是互联网的重要使用者，而且还是网络应用的引领者，中国近十多年的网络参与近乎可以视为青年公共参与的写照，其中，又以高学历青年群体为最主要部分，学生和白领（毕业生）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２年的“中国大学生生活、就业及价值观调查”表明：毕业生平均网龄为１０.５４年，在校生为９.０８年；毕业生每天包括学习和工作的上网时间长达６.１８个小时，在校生为５.４４个小时。根据ＣＮＮＩＣ的调查，２０１２年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２０.５小时（每天３个小时左右）。可见，高学历青年群体普遍触网时间较早，上网时间较长，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与中国互联网进入飞速发展期重合，是被称为“网络的原住民”（ＮｅｔＮａｔｉｖｅｓ）的一代。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历次报告。
中国互联网网民增长最具变革意义的网络使用特征：公共交往平台蕴含于信息技术中的一个颠覆性的特征在于草根性和交互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超链接空间所建构和容纳的交往空间日益凸显，网络正在成为一个浮现之中的公共生活平台，而这一点，在一直缺少公共生活练习的中国背景下有尤为重大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大学生生活、就业及价值观”①调查（２０１０）显示，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在信息性和交互性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如表所示。
高学历青年的网络行为：信息性和交互性
单位：％
注：问卷说明中，“经常”指一周几次，“总是”指每天一次以上。
由于２０１０年正处于社交网络的新兴阶段，交互性的网络行为从传统的论坛基于讨论主题的发帖、跟帖、顶帖的机制向新兴社交网络基于人际关系的“关注”和“转发”转折，由此使问卷调查所体现出来交互性的网络行为呈现“即时通信—传统交往—社交类交往”的分化状态：经常使用即时通信的高学历青年占一半以上，而经常使用论坛或社交网站的高学历青年各占１／３左右。在新近的２０１３年大学生调查（Ｎ＝６７１９）中，５３.４％的人总是通过网络保持和朋友的联系或认识新的朋友，２０.６％的人总是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时事或社会事件的看法，２７.１％的人总是使用微博。
社交类网络应用的发展
中国社交类网络应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论坛—博客—社交网络—微博”这四个阶段。２００５年之前，ＢＢＳ／论坛为主要的虚拟交往平台，区别于即时聊天软件的私人性。２００５年，网民突破１亿，ｗｅｂ２.０①成为当年热词，博客在当年新媒体发展中异军突起，成为年度最大亮点之一。博客的迅猛势头一直保持到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前后，社交媒体兴起，以开心网、人人网为代表的交友网站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和白领，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随后的２０１０年被坊间称为“微博元年”，微博用户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至２０１２年逐步稳定。ＣＮＮＩ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博客的使用率为６６.１％，使用人口达３.７亿；论坛的使用率为２６.５％，使用人口达１.４亿；社交网站的使用率为４８.８％，使用人口达２.８亿；微博的使用率为５４.７％，使用人口达３.８亿。
比照各社交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和使用人口，可以发现，博客依然拥有最高的使用率和最多的使用人口，微博则拥有仅次于博客的第二大使用人群，增长速度最快。目前，微博的使用人口与社交网站的使用人口比较接近。论坛是唯一一个近年来使用率逐年下滑的应用，但有趣的是，论坛的使用人口近几年一直稳定在１亿～１.５亿，标志着它有一批忠实用户。２０１２年至今，着力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的出现，其与手机通讯录的结合，朋友圈及群聊功能的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用户，成为社交媒体继微博之后最新的增长点。
那么，在社交类网络应用不断扩大的使用人群中，谁是主要使用者？中国网民对社交网络的应用又有什么特点？社交网络上能开展公共生活吗？据ＣＮＮＩＣ调查，社交网站用户中１０～３０岁网民，以及个人月收入在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的群体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网民。因此，学生和白领群体仍然是社交网站的主要使用者。在社交网站的使用上，虽然用户访问活跃度较高，但是在内容发布和交流互动上的活跃度却比较低。分享和转发内容是用户最常见的内容生成方式，１０.３％的社交网站用户每天分享、转发内容，２０.３％的用户每周至少有一次这样的行为，１３.３％的用户每天都会给好友评论或者留言，２５.１％的用户至少每周有一次这样的行为。
各社交性网络应用使用率的发展（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历次报告。
基于对“公共生活能否生成”的关心，中国社科院大学生调查将社交网络的使用分为私人倾向和公共倾向两类。２０１２年的毕业生数据显示，社交网站的使用情况分布得比较均匀，从不使用（２３.１％）和经常使用（２２.７％）的比例接近。偶尔使用的人比例稍高（２６.６％），总是使用的并不多（８.９％）。在社交网站的使用行为上，私人倾向明显，最常用到的是与好友保持联络（３３.６％）和发表个人日志、状态或张贴照片、视频等（１９.４％），具有一定公共性的阅读／分享各类转帖功能的最常使用率为１９.５％，而公共性较强的参与各种话题、讨论只占２.８％。可见，虽然高学历青年使用社交网站比较普遍，但影响不深，大多停留在维系朋友圈子和娱乐，目前更像是一种“扩大了的私人关系”，能否出现真正意义的公共生活，还有待观察。
各社交性网络应用网民人数的发展（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历次报告。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是影响网络公共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ＣＮＮＩＣ历年统计，手机网民自２００９年起便呈不断上升趋势，如图８－１－６所示。２０１２年，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４.６４亿，较２０１２年底增加４３７９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７８.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学生追踪调查显示，６７.５％的毕业生最常用个人电脑上网，６０.７％的毕业生第二常用的上网工具是手机（２０１２年数据）；７９.２％的人拥有智能手机，６２.９％的人经常使用手机聊天交友，３８.９％的人经常使用手机浏览微博，５６.３％的人认为手机增加了自己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２０１３年数据）。由于手机的便捷性与应用软件的丰富性，它在对网民碎片化时间的整合和对工作生活的渗透方面，甚至起到了比个人电脑更大的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手机上网网民规模
数据来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历次报告。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社交类媒体的兴起几乎是重叠的，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而在功能上也相互促进。据ＣＮＮＩＣ的调查，２０１２年底，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２.０２亿，微信注册用户达到２.７亿，７９.９％的手机网民每天至少使用手机上网一次，其中，近六成手机网民每天使用手机上网多次。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３年的大学生调查显示，高学历青年在上网工具和网络应用中出现选择性的区分，如表８－１－３所示。在交往类和即时通信类的应用上，使用移动终端的较多。在接收信息方面，使用个人电脑的较多。在网络购物上，使用个人电脑的较多。
单位：％
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以及根据不同的网络应用对上网设备的选择，极大地增强了互联网对日常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渗透，使网络与真实生活愈加融合，强化了互联网作为公共生活平台的意义。如果说，在２０１０年的时候，大多数高学历青年还认为虚拟交往是现实交往的一种补充方式的话，在２０１３年的大学生调查中显示，他们对社交类网站的态度更为积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３年的大学生调查中，大学生们对社交网络服务的看法更为积极，更多的人认为此类网站为现代社会的休闲活动增添了很多乐趣，并且丰富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扩大了交往对象。可以看出，人们正在逐渐习惯这种交往方式。
单位：％
二、政府引导下的公共生活
由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被西方视为一股民主化的力量，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演讲中说：“技术变革会让国家对民众获取咨询的控制愈加困难，微电子晶片将推倒集权巨人。”①但媒体研究学者卡拉希尔（ＳｈａｎｔｈｉＫａｌａｔｈｉｌ）和鲍尔斯（ＴａｙｌｏｒＣ.Ｂｏａｓ）②以８个不同集权程度的国家为案例，对其中的社会和政治部门如何应用网络做了研究，得出了互联网未必威胁到集权统治的结论。他们在给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报告③（２００１）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化与互联网的普及率存在关联，不过在这种关联中，是互联网的普及取决于政治变化，而不是相反。
在卡拉希尔和鲍尔斯的研究中，中国被作为一个最有意思的案例提出，面对网络通过信息高速流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与其潜在的对集权政体威胁的这把双刃剑，中国政府综合运用支持、引导和管控三种方式，创造出了独特的网络生态，似乎达到了趋利避害、鱼和熊掌兼得的成效。中国政府互联网管理的基本策略为“分类主导”模式，即对互联网的不同应用领域开启不同的主导策略：对互联网的经济和科技功能强势扶持，对网络表达和信息传播功能则加以引导。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生活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直接和间接的层面。
（一）直接引导：电子政务与网络问政
电子政务是近年来政府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的积极尝试，体现出政府主导下开拓公共参与平台，引导网络舆论的努力。１９９７年１月，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进入国际互联网，是中国开通的第一家中央重点新闻宣传网站，１９９９年改名为“强国论坛”。从２０００年开始，８个中央级、２４个地方级的媒体网站被指定为重点网站从政府得到扶持。这些网站每天提供２４０００条新闻，日访问量超过５０００万次。其中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是世界上受访最多的前１００家网站。
较之电子政务，更有公共参与意涵的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问政”风潮。２００８年为网络问政元年，２００９年网络问政热遍中国各地，２０１０年网络问政劲刮新风，“微博问政”展露潜力。上海交大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２０１２年社会舆情年度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四家网站共有微博客账号１７６７１４个，较２０１１年新增了１２６１５３个，增长率为２４９.５１％。并且政务微博的地域分布规模扩大，中西部与东部地区政务微博的差距正在缩小。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政务微博已经全面覆盖全国３４个省级行政区，包括２３个省、４个直辖市、５个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２个特别行政区。２０１２年３月份全国“两会”期间，各政府部门也推出了“微博问政”。人民网推出的一项“２０１２年两会十大热点话题”调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吸引了１５５万人次参与。有分析评论人士把网络看作“民意的直通车”，认为其构成了当前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电子政务及微博问政的出现，是中国政府在新媒体时代构建公共生活平台的有力尝试，其前瞻性和必要性得到以青年为主的多数网民的认可。
一项针对青年微博问政的小型网络调查显示，微博在应答的青年群体中的覆盖率很高（９２.４％），并且大多数被访者对微博参政持肯定态度，如７６.２％的被访者认为“通过微博这种政治参与方式，能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起到监督作用”，７８.１％的被访者认为“如果能保证微博在时政消息方面的真实性、有效性，会利用微博进行参政”，９２.３％的被访者认为“政府有必要开通微博在网上听取社会各界对于热点问题的意见”，９３.３３％的被访者认为“有必要定期公布各级部门微博问政的回复工作”。
在青年群体微博参政的方式中，以“转发时政微博”为主（６０.９％），其次是“关注时政消息或者消息灵通的人”（５５.２４％），“对时政微博进行评论”（５１.４％），“对微博上的时政消息用其他渠道（如ＱＱ聊天、论坛、ＢＢＳ等）进行传播”（４８.６％），“发布时政消息”（３１.４％）。
但当前以这两种方式为主的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参与并不够深入，就其实质而言，电子政务的主要功能停留在国家主导下的信息沟通，分为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和民意的“下情上传”两个方面，其依旧被吸纳在国家的传统治理框架之下，只是作为诸多沟通渠道中电子化的、更为高效和便捷的表达渠道的一种，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交流以及信息的透明化，但仍有流于形式和表面的问题，很难说这是一种有实质意义的公共参与。这也在青年群体的参与经历中显示出来，上述问卷调查显示，只有１７.１％的被访者“偶尔有过”微博参政的经历，６９.５％的被访者选择了“完全没有，但很想尝试”。对于没有使用微博参政的原因，６０％的人认为政府与公众在微博上的交流互动程度不高，难以进行政治参与；４４.７％的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各级政府领导不够重视，部分微博问政形同虚设；３８.１％的人认为与政府微博交流的最大难处在于：大多数留言和评论没有得到重视，参政失去意义。
不过，近一两年来，基层问政的效果正在加强。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例，截至２０１２年，在此板块上正式展开回复工作的省份累计覆盖全国内地３１个省区市的３０个，１９个省区市正式建立起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据人民网公开资料显示，基层领导覆盖面已扩大到全国２２００个县的县级干部。而地方性网络问政平台也在稳步发展，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各区（县）一把手、市职能部门目标考核指标体系。
微访谈也是２０１２年网络问政的亮点之一。以新浪为例，２０１２年曾多次开展“冬季话消防”“解读新交规”等服务大众的访谈。腾讯微博在２０１２年有关四川地区的１２８场微访谈中，约有８０场与政府机构的活动相关。可见，随着ｗｅｂ２.０的普及，政府和民众都正在悄然改变。
（二）间接引导：互联网产品的本土化
在互联网带来的公共生活中，以电子政务为主要形式的公共参与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是基于各种论坛及ＳＮＳ网站的民间自发参与。作为一种时代的力量，互联网及其产品跨越了国界，但在中国，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许多国际化的互联网产品都有其中国本土化的翻版，仅针对中国国内市场，并赢得了大量国内用户。本土化翻版的主要功能除扫清广大中文用户的语言障碍，契合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社会心态，赢得了更多的潜在用户之外，更重要的是，本土化翻版更容易被纳入国家的治理框架之内，接受政府监管，并贯彻自我审查制度，充分体现政府对互联网上公共生活的间接引导作用。
表中所示为互联网各类功能的国际产品及其本土化翻版的对比，涵盖了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网络视频以及最近兴起的标志着ｗｅｂ２.０时代的微博平台。本土化产品的开发，既为中国用户的相应需求创造了替代的选择，又可以将可能的威胁隔离在外。
互联网产品的本土化
随着Ｗｅｂ２.０时代的到来，Ｔｗｉｔｔｅｒ及其中国翻版“微博”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网络公共参与方式。Ｅｎｆｏｄｅｓｔ易观智库研究①表明，新浪微博１５～３４岁的使用者达８２.２％，腾讯微博同年龄段的使用者达８３.４％，可见，这几乎是一个被年轻人覆盖的领域。以新浪微博为例，对照Ｔｗｉｔｔｅｒ，可以看出互联网产品的中国本土化从如下几个方面贯彻了政府对公共生活的间接引导：首先，在微博的使用者上，新浪微博拥有大量的名人微博、媒体微博和政府机构的官方微博，并且有时时更新的各类影响力排行榜，使其远远脱离了一个单纯的社交媒体；其次，在技术设置上，新浪微博添加了Ｔｗｉｔｔｅｒ没有的“添加附件”“评论”等诸多功能，并且以网页的形式布局，使微博更像一个“微媒体”或“自媒体”，扩充了主导者发挥影响力的渠道；再次，在微博管理上，严格贯彻中国政府要求的互联网自我审查制度，对微博发布进行敏感词过滤，并且在页面醒目位置贴有《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①的公告，以及“不实信息曝光专区”；最后，在社会生活上，新浪微博经常紧跟政府精神发起一些公共行动，如“《微博社区公约》征求意见”活动，②自发布后十日内有１１２７４４２人参与，收到网友发出的意见超过４万条。
微博已经成为当前社会舆情的重要集散地，政府监管与网民的自主表达在此汇聚，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２年的大学生调查显示，高学历青年普遍认同的有：“微博已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体”（７９.４％）；“微博已成为社会事件的舆论源头”（７５.８％）；“微博实名制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言论自由”（６３.９％）；“微博的出现，有助于推进社会舆论对政府及官员个人的监督”（８３.３％）；“目前政府及官员个人还未能适应微博带来的影响力”（７６.５％）；“政务微博作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平台，说到底只是形式，关键还要看实际工作”（８３.４％）。而对于“微博的出现，使人人都可能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意见领袖”，“微博上谣言滋生，大大降低了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微博加剧了不同网民群体之间、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等观点则有所争议，赞同和不赞同的基本上平分秋色。尽管中国的微博有政府的间接引导，但仍比较好地结合了交往和信息的功能，成为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对公共生活最具影响力的亮点。同时，本土化后的微博已经远远超出了Ｔｗｉｔｔｅｒ最初的社交媒体的定义，成为一个整合各方信息和资源的公共平台。不过，微博未做改变的是Ｔｗｉｔｔｅｒ引领的信息的链式传播模式。这种信息传播的新模式由先前基于超链接的有中心的“发布”—“阅读”—“回复”，向基于人际网络的无中心的“推送”和“转发”转变，对于互联网的变革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无中心的、双向的、无群组的完全独立的传播模式。只要你的信息引起了别人的讨论，在讨论的同时就被传播了，传播的同时又可以引发新的讨论，信息顺着无数条链路快速传播开，边传播边分裂出更多分支，这是一种核爆式，或曰病毒式的传播，使Ｗｅｂ２.０时代的互联网生活，在政府引导的公共参与之外，更多了多种以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的自主建构和延伸。
三、公共生活的自主延伸
对于中国互联网上公共生活的讨论离不开中国的制度背景，上述几种方式构成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生活的主要面貌，而若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互联网的５.６４亿使用者，可以发现，网民对公共生活的自主延伸更是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挖掘的宝藏。在国家无所不在的渗透、引导和管控之下，网络成为草根意见汇集的唯一出口，中国网民的创造力被高度激活，各种以娱乐化表达为特征的恶搞和流行语充斥网络，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独特景观。通过最大化建构表达空间，利用虚拟社区进行公共生活的发声练习，以及基于信息流动形成社会联结，互联网上的公共生活远超出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引导的范畴，孕育和萌发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民精神和个体之间自发形成的有机团结。
（一）表达空间的最大化
表达空间是网民自主建构和延伸公共生活的基础，互联网上的互动根本上是由基于各种方式的表达形成。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政府除对主流表达的引导之外，也对表达内容做出了严格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敏感词过滤机制。针对这种情形，以恶搞、山寨等娱乐化表达方式扩展表达空间，是青年以亚文化方式实现公共参与的重要策略。２００８年是网络公共参与的高潮，民意直接或者间接地改变了很多公共事件的处理进程。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这种民意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恶搞、网络流行语等“新语文”方式实现的。每一个公共事件都能引发一个词语的流行，如“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而“草泥马”“河蟹”等十大网络神兽的出现，更是把这股恶搞风潮推至顶峰。以娱乐解构正统，以大众狂欢消解权力机制，各种网络流行语，既是极富活力的青年亚文化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草根式幽默”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隐藏的文本”①在高压环境下的呈现，体现出公共参与的意义。
作为高科技产业的弄潮儿，青年的知识结构还赋予其使用更为直接的技术手段拓展表达空间的能力，比如借助代理服务器和翻墙软件。有调查表明，中国网民知道代理服务器的比例相对较高，②使用代理服务器可使网民获得国内不易得到的资讯，同时，由于当前中国年轻人中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增多，与国际友人的交往需要也使其不再满足于上述本土化后的社交网站，促使其常规化地使用代理服务器。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３年大学生调查显示，１６.２％的人曾经翻墙（越过国家的网络管控），其中，６１.２％的人一年几次，１８.３％的人几乎每个月都翻，１４.５％的人几乎每周都翻，６.０％的人几乎每天都翻。在翻墙的人群中，浏览新闻（６４.３％）、上境外社交网站（４６.０％）、查询更全面的百科和历史知识（４４.９％）以及查找学术资料（４２.３％）是主要的目的。
同时，与引领时代潮流的高科技产品的天然亲近，使青年群体成为时兴电子产品最先瞄准的目标用户，功能各异的电子产品的使用，更是全方位拓展了青年网民的表达空间，最明显的案例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据ＣＮＮＩＣ发布的《中国手机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国手机网民达３.０３亿，其中０～１９岁的少年群体达３３％，２０～３９岁的青年群体达５７.１％，青少年在手机网民中所占比例合计达９０.１％，相当高。
移动终端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对于拓展公共生活的意义在于，随时随地发布所见所闻的功能使每一个网民都潜在地成为第一线的记者，每时每刻都有参与社会事件的可能，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２０１１年的“７２３温甬线动车组重大追尾事故”为首。在这起事故中，首次出现事故第一现场由网民播报而政府部门缺席的情况，期间间隔两个小时，微博成为在此期间唯一的消息扩散、求援互助渠道。并且，微博以自述的形式成为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存，在官方媒体之外直观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还原新浪微博的有关记录可以看见，以事故播报及转发、现场施救、第一时间摄影及航拍、献血动员等种种方式卷入这场行动中的大多数网民都是青年。可以说，手机终端与ｗｅｂ２.０时代交互最大化的互联网的结合，重新定义了“在场”与“现场”，重构了信息及真相生产中的权力关系，赋予了装备齐全的青年前所未有的话语权。
（二）公共生活的发声练习
形形色色的网络表达实践，在线汇聚成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公共生活的发声练习，于日常生活中滋养着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
网络购物便是重要一例，据ＣＮＮＩＣ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网络购物网民规模达到２.７１亿人，网络购物使用率提升至４５.９％。中国社科院２０１２年的大学生调查显示，毕业生中，总是使用的占１２.４％，有时使用和经常使用的占到６０.３％，从不使用的为２.９％。可见，在高学历青年群体中，网络购物比其他群体更为普遍。网络购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购买者的评价，而不是传统的广告或者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２年的大学生调查显示，８９.１％的毕业生网络购物时会对体验过的服务或者商品写评论，其中，总是写评论的占１２.１％。从淘宝上点评商品、商家、客服乃至物流，到大众点评网①上点评菜品、餐厅环境和服务质量，网民们以日常消费为中介，以互联网为媒介，练习表达和共享，集结成互联网时代无以取代的群体智慧。
其次，这种公共生活练习还可以由共同的兴趣爱好培养。涉及兴趣爱好的网络公共参与种类繁多。例如各高校ＢＢＳ的分类讨论版面是形成虚拟社区的公共生活的最早范例，以水木清华为例，现有各类版面６６４个，涵盖学术、校园、文化、娱乐、游戏、信息、电脑、生活、体育、感性、地域、理财、出国等各个主题。豆瓣网则是一个以“以书会友”为宗旨的网站，其有关书籍、电影、音乐等作品的全部描述和评论信息都由用户（网民）提供；目前有超过５０００万用户，据网站自行开展的小调查显示，１９～２６岁的用户占７４％（样本量４１８２人）；其中“豆瓣社区”和“豆瓣同城”是公共生活意涵最强的两个板块。在其页面上有这样一组数据，①豆瓣社区目前有“６９３个城市、５９７９个居民、２７万个兴趣小组、５４３９个小站、１８２９６个独立音乐人、２２９４个作者译者、１５９８家电影院”，是一块不容小觑的电子公共空间。此外，网络游戏也是给青年提供虚拟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据ＣＮＮＩＣ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中国网络游戏网民规模达到３.４５亿，较２０１２年底增长了９６４万人。
此外，上文一再提及的，兼具交互性和信息性功能的微博，也已成为青年参与互联网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２年大学生调查，４７.６％的毕业生有一个微博账号，２４.０％的毕业生有两个微博账号。他们的微博网龄平均为２２.６个月，参与时间较长。在微博上３５.１％的人半实名，２２.３％的人实名，完全匿名的占１９.３％。微博的关注对象涉及青年网民的公共生活态度，高学历青年对关注对象的重要性排序如图所示。
高学历青年的微博关注取向
在微博关注取向上，毕业生和在校生大体相同。关注亲朋好友最多，对网站、机构、兴趣、知识类微博和对作家、学者、媒体人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注相近。这个排序似乎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是因循两条路径分别扩散的：一条是关系型的路径，通过对亲朋好友的关注而了解到公共信息，另一条则是直接公共参与路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府官方微博的关注度最低，再次印证了目前政府的直接引导形式大于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微博行为上，关注感兴趣的人、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仍是微博行为的重点，其次是与亲朋好友联络、记录自己的心情与休闲娱乐。可见人际交往和获取信息的需要仍是上微博的主要动机。此外，就公共事件发表个人观点、加入各类感兴趣的话题讨论占微博行为的２０％左右，显示出高学历青年的微博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高学历青年的微博行为
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参与门槛的不断降低，使网络时代赋予大众的麦克风更加平等地传递到每个人手上。以微博为例，５亿多人的参与平台解构了权力对于真相的垄断，却也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海量信息铺天盖地而至之下，更需要呼唤理性的公民精神。理性意味着不盲从，既不盲从于权威，亦不盲从于众怒，却又不等于冷漠。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热忱、正义、理性的公民精神无法招之即来，能且仅能在公共参与的实践中演练养成，正如《南方周末》２０１２年新年献词所言：“点亮自己，权利便能着床，能动的个体由之生焉，公民由之成焉；点亮自己，权利便会团结于权利，公民社会由之生焉，制衡权力的力量由之成焉。”以轻点一次鼠标为起点的行动，足够简单且低风险，经千万次的汇集和联结，形成在严密管控的背景下整合公民行动的独特模式，出现公民社会萌发的可能。
（三）社会联结的萌发
传播学家麦克汉卢认为：媒介即信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信息即权力。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颠覆了以往信息生产中的权力关系，滋养了公共生活，激活了社会联结，线上的信息流通有汇集成线下行动的可能。
在此以“微博打拐”和７２３动车事故后温州民间自救为例，两者都被视为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前者呈现了意见领袖、大众和官方的联合，而后者则充分显示了自组织的社会联系的生成。
“微博打拐”源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设立“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仅仅开博十余天，就吸引５７万多名网民，１０００余张网友拍摄的乞讨儿童照片被发布在微博上。截至２月８日，通过网上照片辨认，发现并解救被拐卖儿童６个。①网友们的零碎行动贯穿学者号召、名人响应、慈善基金会参与、各地警方介入、公安部及地方公安机关明确支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就此在两会提案等各界力量动员的始终，民间力量官方力量形成有效互动和社会联结。
７２３动车事故后温州民间的自救，同样让我们看到这股社会联结的力量。事发之后，温州全市各行业公众通过微博上的信息传递自发组织起来：事发后三小时，有网友“坏楚天”将温州血液中心血库告急的通知发上微博，并主动＠了数十位名人；事发后四小时，有网友将深夜血库现场排长龙的照片以及因献血而堵车的照片发上微博，引起大量转发；次日中午，“温州萤火虫义工”组织私家车队运送伤员家属；随后，当地企业也加入进来，免费提供食物、水等物资，多家餐馆挂出献血人员免费营养餐的招牌。这是一场无中心、无官方介入的全城动员，信息在微博上的自由流通极有效率地整合起了以个人身体、智慧和财产为载体的社会资源，并召唤起全体公众的感动与热情，让我们看到爱与信任，看到自组织的社会的希望与力量。
事实上，自动车事故以后，灾害类公共事件逐渐形成一套以公众自救协力官方救援的“微博模式”，例如２０１２年的７２１北京暴雨，机场滞留８万多乘客，北京市民自发通过微博组成了“双闪车队”，而微博发起的“爱心留宿”活动也得到多家酒吧、会所、公司的响应。救援标志、集结地点／联系人、增援需求、路面情况、宾馆情况等信息由网友即时播报并在微博上流通，使微博再一次成为协同全社会之力的节点。微博与手机终端的结合，很好地起到了传递信息、汇聚民间资源的作用，使公共救援更有效率，并且对救援之中可能发生的贪污腐败问题发挥了很好的网络监督功能。
（四）结论：开启新空间的可能
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引发的每次变革，都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边界跨越，都是以草根之力对权力的夷平，迈向一个与以往“原子化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在中国背景下讨论互联网生活，离不开信息与权力的较量，而这正是凯文凯利式①的乐观和乔治奥威尔式②的悲观之间的争议所在。前者相信以网络为图标的信息社会遵循的逻辑与以原子为图标的物质社会迥然相异，超文本协定所创造的新社会空间终将使人类脱离控制（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后者则认为极权主义可以穿透一切，老大哥的凝视无处不在，社会基础是信息还是物质并无分别。
信息时代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毋庸置疑，不过，何去何从尚不明了。
作为网络的原住民，高科技的天然亲近者，青年，尤其是高学历青年，无论在互联网的使用经验、上网时间，还是应用多样性、网络交互性等上，都走在其他网民的前面。他们有着大量的网络消费、娱乐和社交的体验，但是，这些介于公私领域之间的生活体验，能否发展出具有一定公民参与意义的公共生活？还是由于中国互联网的管控的独特背景，网络活动被限定在现代公民参与所需要的公共精神之外，只能流于“扩大化的私人生活”？当前的初步研究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尚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
网络实名制是中国互联网管控的一项重要举措，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３年大学生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同意网络实名制是网络秩序和网络文明的重要保障（７６.２％），体现出网民对互联网的认知和国家管控有一定程度的同构。另据全球互联网项目（ＷＩＰ）的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成果显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并不相信互联网能给人们更多对政府工作的发言权，中国大陆却成为一个例外：逾六成（６０.８％）的中国１８岁以上的受访者给出肯定的答复。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脉络下，网络似乎正在滋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有着年龄和知识优势的青年构成互联网公共生活的最主要参与者，他们以各种手段充分建构表达空间，践行公共生活，正在开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社会空间。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F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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