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金融业发展支撑了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过去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今天金融业仍然面临法人治理的变革，其中关键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
自2012年以来，监管机构相继放松了对保险资管、券商资管、基金及基金子公司专户的监管限制。在此过程中，部分资管机构逐步演变成为影子银行产品的通道，商业银行资金借助各类通道追逐高收益资产。期限利差驱动之下，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款、同业存单等短久期负债去对接期限3-5 年的资产，期限错配情况严重。
过去三五年，在利差驱动之下，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款、同业存单等短久期去对接期限3-5年的资产，期限错配情况非常严重。预计商业银行当前同业负债（含同业存单）规模仍然超过30 万亿元，处于历史高位。而截至2017 年11 月末，银行业对非银的债权仍高达28.2 万亿元，尚未见到明显下降。
金融的核心作用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体现。一条是宏观渠道，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货币、信贷、外汇政策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增长、物价等产生影响。第二是微观渠道，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我称之为供给侧。改革的复杂性往往体现于必须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上发力，因此40年金融改革开放一言难尽、非常复杂，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货币调控体系改革、外汇管理体系改革、金融市场制度设计、金融机构改革以及金融业开放。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它自身是否存在一个内核？这个内核的演变遵循什么逻辑，我们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以下是金融改革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金融机构体系是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
提到金融改革，本能就会想到金融机构，这个金融机构在做什么、是否安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存在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争论，我今天提出金融机构是全部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一定会引起分歧。为什么这样说？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动因在于我们发现今天金融体系还存在重要的差异性。
今天中国的金融业仍然面临法人治理变革，其中的关键还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回顾一下改革早期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在当前金融创新、综合跨界经营和资本补充等领域仍然一定程度。只是在现代金融市场环境下，上述现象更多体现在如何管理系统风险，本质仍然是“新瓶子里的旧酒”。因此，这一领域的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金融机构的现状或者说运行特征决定了上述改革的难度。
金融机构的行为往往具有不完美性质，利差要能够覆盖风险，否则就一定会导致资金的内部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基本策略一定是净收益能够覆盖风险。如果做不到，它就会发展更多同业业务。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经济下行期会是关键问题，而在上行期往往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上行周期经济好有收益，但在下行期就会成为问题。我们的风险演化为一方面货币传导机制因风险溢价而效果不好，第二是金融机构顺周期制造泡沫现象在很多领域会出现。
第二个观点，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开放。
除了金融机构改革，开放是金融改革的另一必要条件。改革有时候会缺乏内生动力，需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开放的基本含义：一是引进规则，二是引进制度，三是引进竞争。
总体看整个金融改革过程还是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逐步引进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市场原则的法律体系、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准则。有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改革进程才更加规范。
从商业银行看，自身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低导致不良贷款快速累积，我们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保证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空间应对金融风险，资本金多少决定了银行的实力，不仅可以保证银行金融活动正常运行，还可以维护存款人的正当权益。
国际上发生过多起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由于资本金不足且承担过高金融风险导致资不抵债，最终使广大存款人受害的案例，这就需要自我约束，而资本充足率正是这样一种约束。我们对于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经营约束比其他行业要严格得多。这是前面所说的“规则”，我们曾经在八九十年代面临过从来不知道的不良贷款或者不良资产的问题，我们把国际规则拿来用再本土化就可以了。
第二个含义是制度，制度所指的是产权和治理。可以看到，本世纪初叶中资银行引进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银行业的改革，建行、中行、交行在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投资者并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国有银行改革经历艰难的探索，先是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剥离给政策性银行，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第三个观点，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问题。
金融改革表面是防控系统性风险，实际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的问题，就是谁来配置金融资源，谁来保证有效且适度风险。来自40的改革经验或许可供未来金融改革设计做参考。
第一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1979年以来改革被反复证明的真理。但是，我们实际上很容易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赋予中央银行过多职能。
第二点，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解决杠杆问题应该从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而不是从总资本出发。中国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一方面我们看到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兼顾。
在金融市场高度关联的今天，我们试图建立更为规范的制度。高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检验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走向现代化中高端的标准，我想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的改革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自2012年以来，监管机构相继放松了对保险资管、券商资管、基金及基金子公司专户的监管限制。在此过程中，部分资管机构逐步演变成为影子银行产品的通道，商业银行资金借助各类通道追逐高收益资产。期限利差驱动之下，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款、同业存单等短久期负债去对接期限3-5 年的资产，期限错配情况严重。
老16家上市银行同业负债规模（含应付债券）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金融办
过去三五年，在利差驱动之下，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款、同业存单等短久期去对接期限3-5年的资产，期限错配情况非常严重。预计商业银行当前同业负债（含同业存单）规模仍然超过30 万亿元，处于历史高位。而截至2017 年11 月末，银行业对非银的债权仍高达28.2 万亿元，尚未见到明显下降。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9年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现状与投资前景预测》
17年11月末对非银债权仍达28.2万亿，金融去杠杆需深度推进（万亿元）
数据来源：金融办
各行同业存单发行额度（2017 V S 2018）
数据来源：金融办
金融的核心作用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体现。一条是宏观渠道，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货币、信贷、外汇政策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增长、物价等产生影响。第二是微观渠道，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我称之为供给侧。改革的复杂性往往体现于必须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上发力，因此40年金融改革开放一言难尽、非常复杂，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货币调控体系改革、外汇管理体系改革、金融市场制度设计、金融机构改革以及金融业开放。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它自身是否存在一个内核？这个内核的演变遵循什么逻辑，我们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以下是金融改革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金融机构体系是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
提到金融改革，本能就会想到金融机构，这个金融机构在做什么、是否安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存在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争论，我今天提出金融机构是全部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一定会引起分歧。为什么这样说？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动因在于我们发现今天金融体系还存在重要的差异性。
今天中国的金融业仍然面临法人治理变革，其中的关键还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回顾一下改革早期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在当前金融创新、综合跨界经营和资本补充等领域仍然一定程度。只是在现代金融市场环境下，上述现象更多体现在如何管理系统风险，本质仍然是“新瓶子里的旧酒”。因此，这一领域的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金融机构的现状或者说运行特征决定了上述改革的难度。
金融机构的行为往往具有不完美性质，利差要能够覆盖风险，否则就一定会导致资金的内部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基本策略一定是净收益能够覆盖风险。如果做不到，它就会发展更多同业业务。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经济下行期会是关键问题，而在上行期往往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上行周期经济好有收益，但在下行期就会成为问题。我们的风险演化为一方面货币传导机制因风险溢价而效果不好，第二是金融机构顺周期制造泡沫现象在很多领域会出现。
第二个观点，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开放。
除了金融机构改革，开放是金融改革的另一必要条件。改革有时候会缺乏内生动力，需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开放的基本含义：一是引进规则，二是引进制度，三是引进竞争。
总体看整个金融改革过程还是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逐步引进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市场原则的法律体系、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准则。有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改革进程才更加规范。
从商业银行看，自身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低导致不良贷款快速累积，我们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保证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空间应对金融风险，资本金多少决定了银行的实力，不仅可以保证银行金融活动正常运行，还可以维护存款人的正当权益。
国际上发生过多起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由于资本金不足且承担过高金融风险导致资不抵债，最终使广大存款人受害的案例，这就需要自我约束，而资本充足率正是这样一种约束。我们对于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经营约束比其他行业要严格得多。这是前面所说的“规则”，我们曾经在八九十年代面临过从来不知道的不良贷款或者不良资产的问题，我们把国际规则拿来用再本土化就可以了。
第二个含义是制度，制度所指的是产权和治理。可以看到，本世纪初叶中资银行引进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银行业的改革，建行、中行、交行在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投资者并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国有银行改革经历艰难的探索，先是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剥离给政策性银行，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第三个观点，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问题。
金融改革表面是防控系统性风险，实际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的问题，就是谁来配置金融资源，谁来保证有效且适度风险。来自40的改革经验或许可供未来金融改革设计做参考。
第一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1979年以来改革被反复证明的真理。但是，我们实际上很容易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赋予中央银行过多职能。
第二点，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解决杠杆问题应该从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而不是从总资本出发。中国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一方面我们看到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兼顾。
在金融市场高度关联的今天，我们试图建立更为规范的制度。高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检验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走向现代化中高端的标准，我想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的改革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YZ）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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