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遗制度中,《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先把它们各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地列出清单,然后,把经筛选有可能成为世界遗产者作为暂定名单,呈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我国申遗事宜的主管单位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各地方需呈报材料至文物局审批,在列入预备名单后,继续提交的申遗的材料获得通过后列入国家年度申遗计划,正式向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请。
我国的鄱阳湖等项目在1996年就已经列入预备名单,在2008年、2013年我国的预备名单均有较大规模的扩充,目前达到57项。
但是,我国预备名单当中的项目相关景区的开发也并不完善。
截止2017年3月,我国拥有247个5A级景区,预备名单57项当中只建成了14个5A级景区,5A景区占比仅为24.5%,相比于我国已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52个项目中有71.5%的5A级景区,依然有很大差距。
即使考虑申遗成功后的事后投入建设因素,事前必须的基建和配套设施开发依然不足。
世界遗产中心的审批一直秉承“一国一年一点”的原则,即除了扩展项目外,每年原则上只会通过我国一个自然遗产申请、一个文化遗产申请。但我国预备名单中已经有57项,其中文化、自然、双重的比例分别为46%、26%、28%。
因此,在申遗“一次成功制”(被否决的世界遗产申请不允许再次提交申请)的背景下,未来1-2年的中国申遗标的十分确定。
2018年确定申请的是泉州刺桐史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配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申请文化遗产,贵州梵净山申请自然遗产——后者经营权归属于上市公司三特索道。2019年则是以明清城墙、江南水乡古镇申请文化遗产为主要计划,但二者同年均申报文化遗产的可能性不大,具体选择还要等待各方考量。
抛开保护世界遗产的内含要求,以当地经济发展程度和景区知名度及客流两个维度来考量,结合已申请成功的案例,我国的申遗驱动力可以分三种状况:
1)当地经济发达程度高,但该景点知名度低:
希望能够借助世界遗产来促进景点宣传,有进一步借助世界遗产这个“点”带动整体旅游业的“面”,实现产业升级的需求。典型代表为广东江门的开平碉楼、古村落,以及福建泉州的刺桐海丝史迹。
2)当地经济发达程度高,且景点知名度高:
由于景区开发完备,客流量已经十分巨大甚至已经达到上限,作为确定性较大的项目通过文物局审批而提交申请,以保护目的为主。典型代表为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浙江杭州的西湖。
3)当地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景点知名度也不高:
资源较少,当地政府希望能够通过申遗来为当地经济发展找到突破口,从而大力、甚至负债全力支持申遗项目。典型事例为2010年中国丹霞地貌的申请。湖南新宁县是年财政收入仅为1.7亿元的贫困县,但在当地崀山丹霞地貌的申遗过程当中投入了4.5亿元。
【版权提示】观研报告网倡导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网站的内容。如发现本站文章存在版权问题,烦请提供版权疑问、身份证明、版权证明、联系方式等发邮件至kf@chinabaogao.com,我们将及时沟通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