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17-2022年中国火电行业运营格局现状及十三五投资战略分析报告》
9月5日，G20在杭州落幕，其随后发布的公报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其中。未来发展绿色金融成为趋势，银行业开始在自身风险管控体系中考虑环境因素，而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在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下，可能遭遇贷款危机。
在一项有关环境政策对银行放贷客户及银行自身影响的研究中，中国工商银行测试了火电行业，得出“未来火电行业整体仍将保持稳定发展”的结论，火电大客户似乎暂时不用太担心银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对自己的评价，但并不能就此松一口气。研究同时指出，环保标准提高将对火电行业产生结构性影响，火电企业的信用评级会有所下降，尤其是中小型火电企业将承担明显的财务压力，成为风险管控的重点对象。更重要的是，尽管火电行业短期内不会被银行另眼相看，在考虑环境风险后，银行未来可能将更多地关注节能减排企业，以及固废处理等环保相关产业。
银行放贷为何要考虑环境因素？
事实上，工行从2003年起就已经开始绿色布局。火电在工行的贷款结构中比重不大，低于火电在国内银行业贷款结构中的平均占比。尽管如此，工行对于火电信贷的态度是谨慎支持，以“高度关注，控制总量，严格准入”为信贷原则，对重点客户的准入也较为苛刻。而此次研究，是试图将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具体化、模型化，这在国内属于首例，在国际上也属于先进。
工行上述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提速和强力的政策引导。2015年4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成立，集结了国内各大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以及环保企业，试图通过合力研究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分设六个重点课题研究小组，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环境影响评估系统开发。
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到“支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开展信贷质量压力测试时，将环境和社会风险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近日，刚公开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指出，对环境因素引起的信用和市场风险的分析能力不足是绿色金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环境风险对保障信贷安全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工行所做的研究，就是试图通过量化环境风险，考察企业在现金流和资产负债方面将遭受的影响，从而分析该影响传导到银行后，其信贷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环境因素将如何影响银行信用风险？
具体而言，该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环境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试图揭示环保标准约束对于企业自身财务的影响，以及其随后给银行相关现金流产生的影响。研究选取火电与水泥——两个受国家环保政策影响程度很高的行业，作为压力测试的试点行业，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压力情境下，企业在银行的信用评级都会不同程度地下降。
以火电为例，该研究涉及437户火电企业。由于工行的贷款准入标准较高，所选取的客户均属行业中上水准，可能无法揭示火电行业受到环境因素影响的全貌，但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研究首先梳理了我国火电行业在未来将遭受的环境制约，考虑已制定或将出台的政策、标准，判断未来大气污染排放标准限值和排污费收费标准都将提高。据此，课题组为火电企业节能减排构建了轻、中、重三种压力情境，分别考虑全国执行环保部标准(2014年年底)、国务院标准(2015年年底)与国务院对东部地区特别限制标准(2020年底)，相对应的排污费分别提高2倍、3倍和4倍的情景。
在三种情境下，研究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分析环保政策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提取上述三种情景的相关参数，带入构建的模型，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计算企业的信用评分。大体而言，随着环保标准的提高，其利润受损，从而降低了还款能力，导致信用等级下降，违约概率上升。
但研究综合考虑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以及对未来电力需求的预判，预计未来火电行业整体仍将保持稳定发展，并提议“维护好现有的AAA级客户，并继续拓展五大电力中的优质新客户”。
对火电预期是否过于乐观？
该研究对于火电的预期较为乐观，不过研究模型与现实情况总有差距，模型中对环境因素考量较为宽松，对于电价预测较为模糊，对火电需求量的预估也可能存在偏差。
该研究在对环境因素的考量中，综合考虑不同环保标准所导致的脱硫脱硝设备投资及运营成本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脱硫脱硝电价补贴产生的成本补偿，计算出不同环境压力情境下企业主营业务的成本变化。研究发现，机组越大，企业节能减排对成本的影响越小，例如60万千瓦等级以上机组和进行低氮燃烧技术改造的电厂，其脱硫成本大致可以和补偿平衡。
截至2013年末，我国火电脱硫、脱硝安装率均已过半，但是，相对于脱硫、脱硝，除尘改造才刚刚起步，已改造机组占现役火电机组的比例仅20%左右，火电行业面临的除尘设备投资成本也不容小觑，且目前除尘电价仅为0.2分每千瓦时，远低于脱硫、脱硝电价，是否能够补偿平衡还有待研究。而该研究虽然在研究背景中考虑了除尘，但在具体模型中并未体现除尘因素对于火电厂成本的影响。
此外，该研究对碳排放的限制也未被考虑在模型之内，而我国明年将全面推行碳交易，并许诺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同时，火电厂目前除了提高效率还没有很好的减少碳排放的方法，若减排不达标，碳交易将给火电厂新增一笔支出。由于目前碳交易市场还未成型，其对火电经营成本的影响可能较难量化。如果未来研究将除尘与碳减排也纳入对企业环境约束的考量中，火电的成本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另外，研究中提到“考虑了电价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如何考虑并未详细说明。但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随着电改的深入，市场化的推行，电价的变化对火电企业收益的影响可能会比预测的更大。
此外，研究假设我国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7%左右的增速，从而计算得出2020年我国电力需求将达到7.67亿千瓦时，估计在此期间我国新建火电装机容量仍将以每年5%左右的增速增长。同时，受益于近年煤价下跌，生产成本下降，火电行业盈利能力将有所增长。换言之，研究以GDP保持7%，工业化进程不变，且煤价保持低位为前提，得出了对火电发展态势的乐观预计。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大力调整结构、去产能，电力需求每年5%左右的增速是否能达到还存有疑问。同时，目前煤价已有上扬趋势，火电的盈利情况可能与研究的预期有所出入。
考察到环境因素加大银行经营风险的同时，工行通过研究也发现了新的商机，即节能减排配套设备生产企业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信贷政策很有可能将向其倾斜。此结果一出，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银行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无论是对于自身风险防控，还是对未来投资产品结构绿色化都有很重大的意义。而作为火电企业，今后可能要多算一笔环境账，考虑环境因素对自身利润的影响的同时，也考虑绿色金融背景下可能面临的融资障碍。
9月5日，G20在杭州落幕，其随后发布的公报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其中。未来发展绿色金融成为趋势，银行业开始在自身风险管控体系中考虑环境因素，而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在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下，可能遭遇贷款危机。
在一项有关环境政策对银行放贷客户及银行自身影响的研究中，中国工商银行测试了火电行业，得出“未来火电行业整体仍将保持稳定发展”的结论，火电大客户似乎暂时不用太担心银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对自己的评价，但并不能就此松一口气。研究同时指出，环保标准提高将对火电行业产生结构性影响，火电企业的信用评级会有所下降，尤其是中小型火电企业将承担明显的财务压力，成为风险管控的重点对象。更重要的是，尽管火电行业短期内不会被银行另眼相看，在考虑环境风险后，银行未来可能将更多地关注节能减排企业，以及固废处理等环保相关产业。
银行放贷为何要考虑环境因素？
事实上，工行从2003年起就已经开始绿色布局。火电在工行的贷款结构中比重不大，低于火电在国内银行业贷款结构中的平均占比。尽管如此，工行对于火电信贷的态度是谨慎支持，以“高度关注，控制总量，严格准入”为信贷原则，对重点客户的准入也较为苛刻。而此次研究，是试图将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具体化、模型化，这在国内属于首例，在国际上也属于先进。
工行上述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提速和强力的政策引导。2015年4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成立，集结了国内各大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以及环保企业，试图通过合力研究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分设六个重点课题研究小组，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环境影响评估系统开发。
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到“支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开展信贷质量压力测试时，将环境和社会风险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近日，刚公开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指出，对环境因素引起的信用和市场风险的分析能力不足是绿色金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环境风险对保障信贷安全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工行所做的研究，就是试图通过量化环境风险，考察企业在现金流和资产负债方面将遭受的影响，从而分析该影响传导到银行后，其信贷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环境因素将如何影响银行信用风险？
具体而言，该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环境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试图揭示环保标准约束对于企业自身财务的影响，以及其随后给银行相关现金流产生的影响。研究选取火电与水泥——两个受国家环保政策影响程度很高的行业，作为压力测试的试点行业，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压力情境下，企业在银行的信用评级都会不同程度地下降。
以火电为例，该研究涉及437户火电企业。由于工行的贷款准入标准较高，所选取的客户均属行业中上水准，可能无法揭示火电行业受到环境因素影响的全貌，但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研究首先梳理了我国火电行业在未来将遭受的环境制约，考虑已制定或将出台的政策、标准，判断未来大气污染排放标准限值和排污费收费标准都将提高。据此，课题组为火电企业节能减排构建了轻、中、重三种压力情境，分别考虑全国执行环保部标准(2014年年底)、国务院标准(2015年年底)与国务院对东部地区特别限制标准(2020年底)，相对应的排污费分别提高2倍、3倍和4倍的情景。
在三种情境下，研究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分析环保政策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提取上述三种情景的相关参数，带入构建的模型，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计算企业的信用评分。大体而言，随着环保标准的提高，其利润受损，从而降低了还款能力，导致信用等级下降，违约概率上升。
但研究综合考虑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以及对未来电力需求的预判，预计未来火电行业整体仍将保持稳定发展，并提议“维护好现有的AAA级客户，并继续拓展五大电力中的优质新客户”。
对火电预期是否过于乐观？
该研究对于火电的预期较为乐观，不过研究模型与现实情况总有差距，模型中对环境因素考量较为宽松，对于电价预测较为模糊，对火电需求量的预估也可能存在偏差。
该研究在对环境因素的考量中，综合考虑不同环保标准所导致的脱硫脱硝设备投资及运营成本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脱硫脱硝电价补贴产生的成本补偿，计算出不同环境压力情境下企业主营业务的成本变化。研究发现，机组越大，企业节能减排对成本的影响越小，例如60万千瓦等级以上机组和进行低氮燃烧技术改造的电厂，其脱硫成本大致可以和补偿平衡。
截至2013年末，我国火电脱硫、脱硝安装率均已过半，但是，相对于脱硫、脱硝，除尘改造才刚刚起步，已改造机组占现役火电机组的比例仅20%左右，火电行业面临的除尘设备投资成本也不容小觑，且目前除尘电价仅为0.2分每千瓦时，远低于脱硫、脱硝电价，是否能够补偿平衡还有待研究。而该研究虽然在研究背景中考虑了除尘，但在具体模型中并未体现除尘因素对于火电厂成本的影响。
此外，该研究对碳排放的限制也未被考虑在模型之内，而我国明年将全面推行碳交易，并许诺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同时，火电厂目前除了提高效率还没有很好的减少碳排放的方法，若减排不达标，碳交易将给火电厂新增一笔支出。由于目前碳交易市场还未成型，其对火电经营成本的影响可能较难量化。如果未来研究将除尘与碳减排也纳入对企业环境约束的考量中，火电的成本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另外，研究中提到“考虑了电价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如何考虑并未详细说明。但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随着电改的深入，市场化的推行，电价的变化对火电企业收益的影响可能会比预测的更大。
此外，研究假设我国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7%左右的增速，从而计算得出2020年我国电力需求将达到7.67亿千瓦时，估计在此期间我国新建火电装机容量仍将以每年5%左右的增速增长。同时，受益于近年煤价下跌，生产成本下降，火电行业盈利能力将有所增长。换言之，研究以GDP保持7%，工业化进程不变，且煤价保持低位为前提，得出了对火电发展态势的乐观预计。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大力调整结构、去产能，电力需求每年5%左右的增速是否能达到还存有疑问。同时，目前煤价已有上扬趋势，火电的盈利情况可能与研究的预期有所出入。
考察到环境因素加大银行经营风险的同时，工行通过研究也发现了新的商机，即节能减排配套设备生产企业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信贷政策很有可能将向其倾斜。此结果一出，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银行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无论是对于自身风险防控，还是对未来投资产品结构绿色化都有很重大的意义。而作为火电企业，今后可能要多算一笔环境账，考虑环境因素对自身利润的影响的同时，也考虑绿色金融背景下可能面临的融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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