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市场调研报告《2017-2022年中国智慧城市产业竞争现状及十三五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1 智慧城市发展现状综述
自从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之后，世界各国的诸多城市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发展思路和规划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智慧化发展路径并逐步加以实施，尤其是欧洲的部分城市，如维也纳和伦敦，已经在理论和具体实施层面形成完整的体系，更多的城市在智慧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高度动态化和多变性的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建设思路上的欠缺，形成了诸多阻碍因素和瓶颈问题，一方面使很多城市的智慧化发展仍然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从而无法迈入中高成熟度的门槛，另一方面也使得现有的实施方案无法达到规划的要求，从而使得城市不断质疑自身的发展思路，无法看清智慧城市的真正未来。
2 国内外智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阻碍和瓶颈
2.1 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阻碍和瓶颈
首先，公民主动参与性普遍缺乏。无论是在公民素质普遍较高的西欧还是中国东部沿海的大中城市，在参与度上都非常有限。2010年，德国中部城市耶拿就城市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建设以及城市政务信息化方案对全城10万居民中的1.5万人进行了意见征求，但是实际参加者仅6500余人，由于参与者过度集中于年龄较大以及诸如家庭主妇群体，原本用于信息智能化建设的项目仅有一小部分被实施。而中国城市居民在城市智慧化发展中的低参与度主要体现在应用实施层面，原本能为公民带来影响的方案由于体验率较低大多成为鸡肋，典型的就是城市商用Wi-Fi以及部分医院推出的网络诊疗方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规划方过度赋予且平衡了诸多智慧应用所需实现的目的，无意中淡化了用户体验度和可操作性等要求，而智慧城市方案建设往往最初通过一个相对较低的成本和低风险的方式快速地实施并实现初步效应[1]；另一方面，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还缺少有效的沟通手段，将智慧城市和相关应用产生的功效以有效的方式在城市群体中产生一种直接的体验式推广，在上述的小城耶拿，曾经针对外来移民及家属就城市ICT知识、智能设备和数字资源的使用进行无偿培训，但应者寥寥，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对智慧城市长久发展和成熟度提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财政资源有限所引起的发展迟滞。这一点在欧洲中小城市尤为突出，由于高昂的人工成本和基础设施维护费，市政府收入来源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仅仅够用于其各个部门和市属产业的基本运营，部分城市由于高昂的负债在智慧城市领域的投资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即便在有着良好理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更多城市仍然极度缺乏建设参考经验[2]。在中国沿海城市，虽然并不缺少建设资金，但是以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和其他机构参与到城市智慧化建设的方式虽然从政府层面降低了投资风险，但很多城市尚缺少鲜明特色的发展思路。而很多欧洲城市在智慧化发展方面早早地定下了重点方向，国内部分城市刚刚通过基础设施改善迈入智慧城市的门槛，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客观上分散了财政资源投入的针对性，虽然不少城市提出了类似于欧洲城市的发展口号和思路，但大多是简单的模式照搬并没有体现自身特征[3]。
再次，普遍缺少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监控体系对建设过程中的阶段性目标进行监控，仅能通过量化和非量化的指标进行评估考核，缺少一系列的比较性和相对性指标(Benchmarks)来对城市的诸多智慧化发展的效率以及资源投入产出的性价比进行评估并实时调控。目前，国内外主要城市的评估方案基本采用静态的中长期阶段目标，缺少动态考核和评估的方式，亦无法反映出城市智慧化是否适合城市自身特点和长久发展方向，也无法完全体现出起始水平和阶段目标的关系和距离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
除此之外，还普遍存在着在ICT领域过于聚焦的情况，在建设过程中，无论在其建设发展还是使用过程中都意味着大量的资源消耗，对其在生命周期末端所需要实现的回收和再利用还缺少足够的经验来应对。包括柏林、上海等走在智慧化前沿的国内外大城市往往成为各种先进技术的聚焦地和先行者，然而智慧城市的内涵远超过单一的科技先行者角色，ICT只是提升智慧化体验的一种、但非唯一的手段。瑞典国家公路管理局和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在2006年年初宣布试征“道路堵塞税”，其目标不仅仅是减少交通堵塞，还需要实现诸如提高公安交通工具使用率等目标，主观目的虽非直接提高城市的智慧化水平，但就其实施效果来看，提高城市群体在利用公共资源的效率且具有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效应[4]。通过管理等其他途径的变革和改善亦是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从过于聚焦ICT领域建设的事实也反映出诸多城市在通过管理手段来实现目标方面还缺少自己的思路和有效方案，现有的各类智慧城市评估方案中对其重视程度还相对有限。然而管理手段的变革所带来的城市运转模式的智慧化，相较于ICT建设所涉及的城市利益群体更为广泛，并将引起城市群体思维和行为模式的长期变化。
其余诸如城市规划模式的差异、技术更新周期的缩短等因素也会对城市智慧化进程带来不确定的风险和阻碍。尤其是当城市已经通过ICT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具有初级成熟度的智慧城市的门槛时，其后的进程将由之前以低风险为特征的ICT基础领域建设逐步转变为以较高风险、多种技术和管理手段共同实施为特征的城市可持续构建上来。以柏林和维也纳为代表的欧洲城市，在其智慧化进程中，都是在现有阶段进行过程中即开展对下一阶段所需要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场景分析，奥地利的HansBobek在1928年就针对如何通过管理和调控手段改善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城市居民的生存体验和个人发展方面开展了长久的方法论证和探索[5]。在这一点上，国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普遍相对滞后，前瞻性的不足本身就是智慧城市先进理念所需要克服和摒弃的。
2.2 欧洲主要智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阻碍和瓶颈
虽然国内外许多城市在智慧化进程中都呈现出相关群体利益冲突的矛盾和冲突，但究其原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内的诸多城市，尤其是走在前沿的大城市，由于其规划的集成度较高，反而导致社会群体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其利益冲突主要体现为诸如政府机构和企业之类的规划者内部的发展思路的不一致。相反，欧美的大部分城市，即使是诸如法兰克福的中心城市，也存在着公众参与度较低的现象，部分社会群体在不积极参与的基础上甚至对某些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抵制和阻碍，如法兰克福近郊的小城DIETZENBACH中的土耳其社区在该市数字电视以及智能立体车库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使其所在地区的同类设施长期无法得到升级改造。欧洲城市的智慧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对部分现有法律、现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方式进行变革。尤其是在智慧能源领域，很多建设方案都需要对参与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组织构架进行调整，通过增加企业之间的信息透明度、工作流程的公开化，用以实现降低沟通成本和因垄断来带的阻碍作用。实现上述变革往往意味着需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法则进行调整，这一过程往往是漫长的，并会由于相关群体的院外活动(Lobbyism)受到延缓和阻碍。特别是当大型垄断企业的参与程度较高时，这种行政和法律上的阻力要远远超过方案实施本身的难度，因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本身需要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高度透明化和共享性，对于一些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实现经济效益的企业而言是一种生存土壤的丧失。由于诸如通信和能源之类的大型垄断行业利用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在智慧城市发展领域取得很大的发言权，这种带有排他性的优势地位客观上限制了城市其他群体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在这部分群体中同样衍生出一定的消极态度和抵触性。最终使得城市智慧化的进程受到负面影响。
2.3 国内智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阻碍和瓶颈
相较于欧美城市，其智慧城市建设通常建立在相对完善且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国内的智慧城市的发展是在理论和实践同步进行的条件下实现的，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指导理论和发展思路。在早期的发展中，这种方式有利于城市摸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线图，但是随着诸多的大中城市逐渐迈入由初级阶段向中高级成熟度的发展转型阶段，这种理论和实践同步进行的发展模式会造成城市在思路上的发展瓶颈和重复建设。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智慧城市评估体系的建立和相关标准的制定等方面[6]。中国国内的智慧城市的评估体系始终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国家的各个部门，如住建部、发改委或工信部对于该领域开展了各自的研究并在试点示范城市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实施，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研究的广泛性、领域的交错性和国际化等特点部分造成了评估体系和标准制定工作的重复和低效，迟迟不能出台快速有效的评估方案，而在欧美，类似的研究都需要通过关联性分析(Gap Analysis)来避免类似的现象[7]。在具体评估体系的构建中，很大程度上限于对评价指标的合理性，可操作性的比较分析以及哪些评估要素需要被纳入考虑，对于如何构建合理的评价模型并采用有效的方法加以实施的研究还相对有限，一些无法体现智慧城市这一先进概念的初级指标被纳入评估体系，而一些能够体现智慧城市未来发展潜力的评价要素和指标常常因为缺少可操作性未被纳入评估中。其结果是，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实现的试点城市的评估结果很难产生明显的差距，无法有效区别不同智慧城市之间在成熟度上的差异和特色，也无法为城市的具体发展提供具有价值的改进思路和方案，仅仅局限于对于现有资源的分布和使用情况的反映，缺少通过基于未来的场景分析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创新完善调节能力的推测，此外，现有的评估体系都是对各个智慧城市眼下拥有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评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源生成、利用能力评估和差异分析工具。
很多试点智慧城市的评估还要背负着检验诸如两化融合、三网融合或是五化并举等战略发展新思路有效性的任务，而其本身的首要职责是长期监控并优化城市资源的分配和调控管理模式以实现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这一任务却经常被挤压放到次要位置[8]。在一定程度上，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如同其评估体系的总体水平一样，处于一种急待突破的场景，而合适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对于规范智慧城市建设和推动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9]，这也是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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